我国儒家传统的诗学观，是诗学的开山纲领，语出《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即怀抱。据朱自清先生考证，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又说：“那时代是还没有‘诗缘情’的自觉的”。随着抒情诗的发展，诗的抒情特点愈益突出，至汉代，诗论中便常以情志并举，如《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举，标志着人们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自陆机提出“诗缘情”※说后，在我国诗论中便出现了重情的“缘情”派与重理的“言志”派的对立。这两派虽各有其自身的片面性，不过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缘情”说毕竟把握了诗的主要美学特征，对诗歌创作艺术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响；而“言志”派，偏重于理的作用，如宋代理学家们忽视了诗的艺术特点，有碍于诗的健康发展。但总的来说，在诗论发展中，其主流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钟嵘、孔颖达、白居易，直到清代叶燮、王夫之等都是坚持情志并重的。他们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诗言志”说，不独于诗歌创作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且对形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和诗论的传统风格有重要贡献。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