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论家王充论文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语出《论衡·佚文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五文”中为何“造论著说”之文最可贵呢?因其“论发胸臆，文成手中”。
王充生活的东汉时代，“文学”正在发展而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然王充在《论衡》中的许多理论观点，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同样适用于文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王充对文学的基本问题，也已有所回答。王充肯定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文学必须为社会服务，于社会有益。《论衡·自纪篇》：“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他作《论衡》，就是为了“定是非，辨然否。”(《定贤篇》)为了“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佚文篇》)“《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王充所以提出“论发胸臆，文成手中”，其文学理论的价值在于，从正面建设的意义上说，为了追求文学内容上的真实，或曰“务实诚”；从其反面批判的意义上说，乃是“伤伪书俗文”，反对“华伪之文”、“虚妄之语”，即谓“疾虚妄”。
东汉初，文学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严重的形式主义。王充本于“为世用”的精神，特别重视文学作品内容的真实性。他在《论衡·超奇篇》指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这段论述包含着如下三个基本观点，即：
(1)“文由胸中出，心以文为表”。这显然是对传统的“诗言志”论的继承；而他联系现实所进一步强调的是心之“实诚”，即“实诚在胸臆”。此所谓“实诚”，包含有二义：一曰真实，即指作品中所述之事，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即非“虚妄之语”；所论之理，能如实反映客观之真理，即“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为之，作者须“尽材”。二曰真诚，即要求作者具有“文德之操”，如《论衡·书解篇》谓：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为之，作者须“成德”。所谓“尽材”，就是要获得广博的知识学问；所谓“成德”，就是要进行思想道德的修养，是儒家传统文德论的继承。王充认为唯有作者主观上的“尽材成德”，才能有客观为文之“实诚”。这也就是说，文学内容之是否“实诚”，实决定于作者之“胸臆”。
(2)“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实诚与文墨的关系，实质上已包含着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王充强调“实诚”为主，“文墨”为从；只有“意奋”，才能“笔纵”，即是内容决定形式。同时还认为，“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也就是要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前文学自觉时代，王充既重视文学内容的真实，又不忽视文学形式之美，所谓“贤圣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论衡·佚文篇》)，“学士之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论衡·量知篇》)，“夫人有文，质乃成。”“人无文则为朴人”(《论衡·书解》)，等等都是对文笔文墨，即文学形式的重视。其上承《易传》“修辞立其诚”之传统，下启刘勰倡言“为情而造文”之说，在中国文论史上自有其极高的理论价值。
(3)“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虽不能说王充已认识到文学的审美本性，但他认为文语感动人深的根本原因，在于“精诚由中”，乃是富有开创意义的文学观。王充强调“论发胸臆”，并从审美的角度，阐明追求文学内容真实性的意义在于“感动人深”，可谓是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人。
上述三个观点，可说是王充倡言“论发胸臆”说的基本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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