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美学关于诗歌特征的论述。语出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缘情，犹言抒情。《文选·文赋》李善注：“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陆机重“缘情”并不排斥“言志”；“缘情”说正是对先秦以来传统的“言志”论的重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情志并举，大概始于汉代。但汉人讲情志，总关政教，重在美剌，故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毛诗序》)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特别是建安诗歌的发展，文学进入了自觉的时代，文学的审美特征为更多的作家、理论家所认识。于是，陆机提出了“诗缘情”的新说。这是对传统的“言志”说的重大突破，强调了诗歌表达感情的重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诗的审美本质。近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指出：“‘诗言志’一句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出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诗大序》变言‘吟咏情性’，却又附带‘国史……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条件，不便断章取义，用来指‘缘情’之作。《韩诗》列举‘歌食’‘歌事’，班固浑称‘哀乐之心’，又特称‘各言其伤’，都以别于‘言忐’，但这些语句还不能用来独标新目。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地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这个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遍化，并概括了《韩诗》和《班固》的话，扼要地指明了当时五言诗的趋向。”所以说，“诗缘情”的新见，是诗歌理论的新发展，其对后世文论家、美学家有着深刻的影响，诸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即情文互用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强调“情者文之经”，直到清代袁枚提出“性灵说”※，都与“缘情说”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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