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美学关于文学形象化的论述。语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形似，即真实细致地刻画外部事物的形貌；巧为，即善于运用各种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司马相如系两汉著名辞赋家，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等，其赋作善于运用夸张、想象、比兴、修饰等各种艺术方法和修辞技巧，具体细致地描写山水草木、城郭宫室，铺陈事件人物，故沈约评他的风格特色为“巧为形似之言”。
形象性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审美特征，但在理论上的自觉大约始于晋代。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穷形尽相”※说，其主旨就是强调文学创作中的形象化问题。到了六朝，沈约、钟嵘、颜之推和刘勰等人深受陆机影响，于文学创作论，尤重“形似”。如钟嵘评张协诗谓“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见《诗品》)颜之推评何逊谓“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颜氏家训·文章篇》)这是当时文学创作繁荣发展在理论上的反映，正如刘勰所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文心雕龙·物色》)
然文学的艺术形象问题，以“神似”为主，“形似”为辅，以形传神，形神统一，这是为沈约等人所不明确的。作为哲学命题，从战国到两汉，有许多哲学家讨论过“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且在艺术论上，《淮南子》倡导“君形者”在前，顾恺之强调“传神写照”列后，然他们都不是从“以个别反映一般”的客观规律上来说的。到了唐代，荆浩提出“度物象而取其真”，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艺术的形象化理论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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