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美学关于情与物、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一个基本观点。语出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所说的“物”，一指自然景物，“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一指社会生活，“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时序》)。由于客观的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的激动，于是便产生了文学作品。刘勰把这一观点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诸如“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诠赋》)，“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情采》)，等等，均是对这一基本美学观的具体阐发。
刘勰强调人的情感来源于物色之感召，实质上也就阐明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基本道理。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可上溯到《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并且还提出了诗、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则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就更明确地肯定了时代和政治的变化影响文艺创作，决定文艺的思想内容，及变风变雅产生的必然性，说明了诗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刘勰关于情与物、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论述，正是对这一唯物主义的传统美学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唯物主义美学史上，继刘勰之后，关于情与物、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有了更大的发展。诸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则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等，这些理论主张，比之刘勰的论述，强调了社会现实中的矛盾斗争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与现代的唯物主义美学已颇为接近，至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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