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1769
字确士，号归愚，谥文悫公。江南长洲(今苏州)人。二十六岁投在叶燮※门下，受到叶氏诗学的影响。后又遇知于神韵派大家王士禛※。沈氏长期科举不售，直至乾隆四年(1739)六十七岁才中进士。乾隆七年(1742)任编修，并开始与乾隆皇帝以诗唱和，仕途上亦渐腾达，官至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以原官回乡养老。沈德潜是著名诗论家、诗人，颇有影响。其门人王昶称：“苏州沈德潜独持格调说，……以汉魏、盛唐倡于吴下”(《湖海诗传》卷二)。沈氏诗文著述颇丰，有《归愚诗文钞》五十卷，但成就不高。他影响较大的是诗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以及诗话《说诗晬语》※。《清史稿》卷三〇五有传。
沈氏诗论远绍宋严羽※《沧浪诗话》※“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以下人物”之论，近承明七子“诗必盛唐”(《明史·文苑传》)之说，意在复古。其《古诗源》即上穷唐诗之源，以“古诗”作为诗歌的经典范本。他之所以选《唐诗别裁集》，因为“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可作为“学诗者发轫之助焉”(《唐诗别裁集·凡例》)。于明诗人特别赞赏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夸为“骚骎乎一代之盛”(《说诗晬语》)。其诗论又有偏重形式之弊，推重诗的章法、句法、字法等格式与声律，人称为“格调说”※。沈氏论诗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捍卫封建伦理道德，因此极力宣扬“诗教”※说，十分重视诗的教化功能、政治作用。
尽管沈氏诗论有上述糟粕，但并不乏精华。沈氏长期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源流升降，细致品评历代佳作，自摸索到了诗歌创作的某些规律，有其真切的体验。特别是当他把诗歌作为审美对象来欣赏评论时，常与其站在卫道立场上发表的“官样文章”有所背离，甚至对其诗论中的保守观念与形式主义观点有所突破，从而与其师叶燮※进步的诗学观相通。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诗人创作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诗作的诗意、诗情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关于诗人创作的主观条件，《说诗晬语》倡导“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关于诗人创作的客观条件，沈氏也认识到客观自然与社会生活举足轻重的作用，认为“凡登山临水”等“江山之助果助以激发人之性灵者也”(《盛庭坚蜀游诗集序》)。他还发现诗人的生活遭际与其诗的风格有因果关系。关于作品本身，沈氏主张“诗贵寄意”※《说诗晬语》)，可补救其“格调说”偏重形式之弊。对于“意”的启示性、形象性审美特征亦甚看重，认为“意主浑融，唯恐其露”，“言在此而意在彼”。(同上)值得一提的还有沈氏“不废议论”之说，所谓“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同上)，乃独得之见。要之，沈德潜诗论的弊端导致袁枚※性灵说※的批判是理所当然的。但其中的精义则必须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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