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代钟嵘※著。三卷。此书初称《诗品》，至《隋书·经籍志》始言“《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时《诗评》与《诗品》两称并行，元代以后则均称《诗品》。钟嵘撰述《诗品》，曾受到刘绘的启发，约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旧本《诗品》，上、中、下三卷前各有小序。清代何文焕编纂《历代诗话》时，始将三篇序文合并，置于全书之首。
《诗品》是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评论著作。钟嵘正视五言诗兴盛的诗歌发展现实，突破了以四言诗为“雅音”、“正体”的保守意识，在《诗品》中集中评论五言诗的创作。他明确地认识到了五言诗在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和优势，因此强调：“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显然，《诗品》的理论建树，是与其对五言诗创作成就的总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诗品》依据“不录存者”的原则，共录汉魏至齐梁的五言诗人一百二十余位；并仿效“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做法，将这些诗人分别归入上、中、下三品。书的上卷录无名氏《古诗》及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等十一位诗人，为上品；中卷录秦嘉、徐淑、曹丕、嵇康、张华等三十九位诗人，为中品；下卷录班固、郦炎、赵壹、曹操、曹叡、曹彪、徐幹、阮瑀等七十二位诗人，为下品。至于一品之内，则“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但偶有错乱。对于所举的诗人，钟嵘不仅“辨彰清浊，掎摭病利”，注意以简洁语言，概括其风格特点，剖析其成就与缺陷，而且往往能追溯其渊源承继关系，从而区分流别。如评论李陵曰：“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怨者之流”。评论曹植曰：“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论王粲则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应该承认，钟嵘评议诗人，多能切中肯綮；以《诗经》和《楚辞》为两大源头来概括诗歌发展的线索脉络，也表现了卓越的识见。不过，钟嵘在诗人品第及源流归属方面，也有失当之处。如其置陶渊明、鲍照于中品，置曹操于下品，以及称陶渊明“源出于应璩”等，均曾遭到后人的非议。
钟嵘在《诗品》的序言及对具体诗人的评论中，阐发了重要的诗歌理论主张。
《诗品》从诗歌“吟咏情性”※的基本观念出发，强调了对外部环境感发诗人内心情志的作用。一方面，钟嵘继承了重视诗情受自然外物触兴的创作传统和理论传统，重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另一方面，钟嵘更前进一步，指明了诗人的社会经历对其感情心态的深刻影响。他谈到：“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他在评论刘琨时也讲：“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这种突出社会因素的见解，使诗歌理论中原本偏于自然因素的“感物”说，获得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诗歌创作，《诗品》高标“自然”※，倡导“直寻”※，要求诗人必须有感而发，真情流露，以使作品显出“自然英旨”※。与此相一致，钟嵘坚决反对了两种有伤“真美”※的流弊：其一是堆砌典故。钟嵘认为，诗歌既然以“吟咏情性”为本，就不应如“径国文符”、“撰德驳奏”一般以“用事”※为贵。从正面，他举出：“‘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从反面，他谈到：“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防、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竟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蠢文已甚。”透过正反的对照，充分揭示出了写诗滥用典故的危害。其二是苛求声病。讲究声律之美，本是诗歌艺术发展的一种表现，但走向极端，禁忌过于苛刻繁琐，便会遮蔽自然真情。正是有鉴于此，钟嵘不肯追附时尚，在声病说追随者甚众的形势下，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讲：“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同时，他还正面说明了自己关于声律问题的看法：“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总之，钟嵘对待诗歌声律问题的态度，仍可归结为“自然”二字。
对诗歌“滋味”的重视，也是《诗品》的理论贡献之一。以“味”论文，并非始于钟嵘。然而，经过钟嵘的发挥，“滋味”才作为诗歌的基本审美特征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诗品》提出，优秀的诗歌要富于“滋味”，应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并批评晋代一度流行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这样，是否有“滋味”，就成了评判诗歌作品艺术优劣的一个重要审美标准。钟嵘所谓的“滋味”，大体上指诗歌深远悠长的审美效果。《诗品》还进一步探讨了诗歌“滋味”的生成条件，那就是“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和“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钟嵘从《毛诗序》所言“六义”中，提取出兴、比、赋“三义”，并分别做了新的诠释：“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称“三义”而以兴为首，解“三义”则着眼于艺术表现，突出意在言外的效果以及物象的地位，均富于创见。特别是钟嵘认为，“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因此主张将三者综合运用，借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此外，钟嵘对诗歌的质与文是并重的。从质的角度，他要求诗歌要有“风力”；从文的角度，他要求诗歌要有“丹采”。只有“风力”与“丹采”相统一，才能达到“诗之至”，才会有“味”。在对具体诗人的评析中，《诗品》也贯彻了“风力”与“丹采”结合的精神。如称赏《古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称赏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议论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议论王粲“文秀而质羸”。
钟嵘《诗品》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代毛晋视其为“诗话之伐山”(《诗品跋》)。《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其“妙过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清代章学诚也对其有“思深而意远”之誉。
《诗品》流传的版本较多。现存最早者为元代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较为常见者还有《津逮秘书》、《学津讨源》、《历代诗话》等本。现代注释本有陈延杰《诗品注》、许文雨《诗品释》等。萧华荣的《诗品注释》、吕德申的《钟嵘诗品校释》和向长清的《诗品注释》，则体现了近年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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