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王昌龄※著。一卷。王昌龄确曾撰有《诗格》一书。来华游学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将其携回本国，并编入了《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的全部、“地卷·六义”各则的后半、“南卷·论文意”的前半，均录自王昌龄《诗格》。现今所见国内流传署名王昌龄的《诗格》，内容与《文镜秘府论》所引出入较大；由此可知，今传本《诗格》已失王昌龄原作的本来面目，大约是由后人辑补而成的。
今传本《诗格》虽非王昌龄原作，但其中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唐代诗歌理论见解。最突出的是书中对诗歌意境※问题的阐发。“诗有三境”※一则区分诗歌境界为“物境”、“情境”、“意境”。所谓“物境”，即：“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所谓“情境”，即：“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所谓“意境”，即：“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对“物境”的解释，强调情景交融，心境合一，尤其值得注意。“诗有三格”※一则讲诗歌意境的构思和生成，用“生思”、“感思”、“取思”来归纳诗人创作的复杂心理活动。以“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为“生思”，以“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为“感思”，以“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为“取思”，既描述了难以准确把握的灵感现象，更说明了创造诗歌意境※过程中主体心神与外在物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论述，是中国古代诗歌意境学说正逐渐趋于成熟的显著标志。
今传本《诗格》的其余部分，多标示诗歌的体式、技法。“起首入兴体十四”、“常用体十四”、“落句体七”、“诗有六式”、“诗有六贵例”等则，内容或有与《文镜秘府论》所引相同或近似之处，大约真伪掺半。至于“诗有三不”、“诗有三宗旨”、“诗有五趣向”、“诗有语势三”、“势对例五”等则，恐为后人依托，亦较少新意；唯“诗有五用例”提出“用事不如用字”，“用字不如用形”，“用形不如用气”，“用气不如用势”，“用势不如用神”，将“用神”※定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富于启发性。
今传本《诗格》曾收入《吟窗杂录》※、《格致丛书》、《诗学指南》※等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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