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诗话补遗
宋苏轼※作，日人近藤元粹辑。一卷。好事者既将苏轼论诗之作辑为《东坡诗话》二卷，而此书今又仅存一卷，计三十二条，日人近藤元粹深以为憾，以为：“坡公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余条，未足以饱人意，乃就《东坡志林》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由此可知，《东坡诗话补遗》为补《东坡诗话》之遗，均非苏轼自撰，而为后人所辑，故不载于全集。
《补遗》共计六十六条，由此可见苏轼的诗学主张和诗学观点。就《补遗》的范围而言，其中比较突出的诗学观点是，对事物的摹写，当摄其神，要写出该事物固有的特点，写出这一群中的“这一个”。其论诗人写物之工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坠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元祐三年十月十六日付苏过。”写景咏物，所谓情、景交融之类，前人早有论述。但指出，必须写出“这一个”，却非泛泛的写景皮相之论，而是诗、词、文和书法都代表北宋最高成就的苏轼的创作经验之谈。写桑叶他木不可以当此；写梅，决不可类同桃李；同样写莲，即使字面不著任何色彩，也要写出白莲与红莲的区别，执此论以观苏轼诗歌，如“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寒食二首》)、“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
雨亦奇”(《饮湖上初晴后雨》)“长与东风约会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等皆是。苏轼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把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此教诲儿子苏过，遂与西方文论中最精采的典型特征论不谋而合。此外，对于诗歌的美学境界，苏轼推尊诗圣杜甫的“材力富健”。而“材力富健”同时是苏轼自己的诗歌特点。也许宋人过多地喜欢在诗中说理，“味外味”不足，“有必要以滋味来救救议论，因此，他既对司空图的“味外味”之论颇为祟敬，又指出它的“寒俭”和格局太小，不如杜甫之大手笔：“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尝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材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推祟杜甫的“材力富健”而外，作为杜甫“正格”的对立面，苏轼不喜过于狂怪、走向极端的诗人，如论杜默诗云：“石介作《三豪》诗。其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而杜默师豪于歌也’。永叔补赠默诗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一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矣。”此外，至如论苏迈、诸僧诗，皆多独到之见。有非苏轼则不能道者。不一一。
有日人近藤元粹所辑《萤雪轩》丛书本。日本明治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893—1897)嵩山堂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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