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病五事
北宋苏辙※撰，作于苏辙中年以后，《诗病五事》原载其《栾城集》三集卷八，为随感之作，宋时不以为书名，《四川通志·经籍志》始以名书，并著录于诗文评类。
所谓“诗病五事”者，指“李白诗不知义理”，“白乐天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韩愈自谓《元和圣德诗》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王安石《兼并》诗为诗病最酷者”五事。是书在指责此五病之同时，侧重于阐发其“气”——即作家之创作个性在文学上表现，而又以“义理”为其文学批评之最高标准。苏辙首次提出“养气”说，在早年所作《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即认为“文者，气之所形”，而“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养气”，不仅有赖于“浩然正气”之主观修养，更取决于“行天下”之客观阅历，并以司马迁为例，称其“为文疏宕，颇有奇气”，正因有“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之经历。在《诗病五事》中，作者进一步将诗人之“气”外化为作品的“文气”或“词气”，即所谓“文势”、“脉理”、“波澜”，究其实质，所指便是诗歌之节奏和艺术风貌，书中所称杜甫“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大雅·绵》“气象联络”，“脉理为一”皆指此，至于“义理”，此处主要指儒家的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苏辙以此为标准，批评李白“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不识理如此”，指责韩愈自谓其《元和圣德诗》无愧雅颂是“何其陋也”，责难孟郊诗有“戚戚之忧”是“陋于闻道”，显然失之偏颇，并不正确，不仅过于注重儒家之正统伦理原则，也忽略了诗歌艺术之本身特点，至于对王安石《兼并》诗之攻讦否定，更为囿于党争所致，已偏离正常的文学批评标准。
是书确有议论偏执过激，过于恪守儒家诗教之弊端，过分抑贬李白更为后人非议，但作者强调诗歌对现实和史事之反映，重视诗歌思想内容，基本应予肯定，对李白评论不公亦与当时扬杜抑李风气有关，未可过于苛责。其后张戒《岁寒堂诗话》※以“正而有礼”为上，以不识“风雅之旨”为下；黄彻《
溪诗话》※论诗以“辅名教”、“存风雅”为准绳；陆游《老学庵笔记》※推崇“爱国忧君之意”，发挥“风”、“骚”传统，都可见《诗病五事》重视诗歌思想性之影响，故其在宋代诗话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是书除苏辙《栾城集》有载外，尚有《说郛》(宛委山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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