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宋之交陈善※撰。共两集八卷。据书前陈益序和书后自跋，上集一百则当成于绍兴十九年(1149)，初名《窗间纪闻》；下集一百则当成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合上集题为《扪虱新话》。乾道五年(1169)善应试，即以是书投献时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考论经史诗文，兼及杂事，别类分门，颇为冗琐。持论尤多舛驳，大旨以佛氏为正道，以王安石为宗主。”陈善于新旧党人有所褒贬，如记周邦彦赋“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之句谀颂蔡京，无有讥刺；而于苏轼特摘其诗“用事多有误处”，予以诋毁。然其所论颇有见地，亦多持平，非尽如四库馆臣所言。
《扪虱新话》以“气韵”论诗，称：“文章以气韵为主，气韵不足，虽有词藻，要非佳作也。”“气韵”，亦即书中所谓陶渊明之“自然”、李白之“神气”、杜甫之“意度”、韩愈之“风韵”、欧阳修之“天成”、苏轼之“挟海上风涛之气”、黄庭坚之“浑厚”，要皆诗人“逸思妙想所寓”，而“非绳墨度数所能束缚”，且须“题外立意”，含蓄隽永。陈善所论偏于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耽于“格高”、“韵胜”之“古人旨趣”，务求“免俗”，失诸超脱。但以“自然”评诗，于艺术规律多有所得。如郑玄注《毛诗》“牵合”《周礼》，沈括讥杜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咏古柏为“太细长”，陈善皆以为“束缚太过”，失却“诗人之意”，为论诗之一“癖”。其论王维雪里芭蕉、渡水罗汉等画，“玩意笔墨之外”，可通于诗；又谓画工“善体诗人之意”，如“嫩绿枝头红一点”、“竹外一枝斜更好”等句，足以入画。论诗品画均以意境相推。
《扪虱新话》论诗歌技巧，贵“精工”，不尚“雕刻”。称唐人“旬锻月炼”而诗名，欧阳修“屡思屡改”“不欲苟作”而文名，因倡言“文以精故工，以工故传远”。其赞王安石晚年诗“极精巧”，又恨其有“雕刻太过”之弊，持论不颇。用事方面，谓“不使事难于立意，使事多艰于遣辞”；用语方面，谓“自立语最难，用古人语又难于不露筋骨”，均为持平之论，要须得体。又谓诗要“切题”、“著题”，不可“牵强”，更不可“终篇无所归”。及论诗文相通相借，称“文中有诗，则语句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并举杜甫夔州后诗和韩愈《画记》为例，说明“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的相生法为写作之佳法。书中还通过剖析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闷》)二联，来揭示抒情主体的心理特征：“山水花鸟，此平时可喜之物，而子美于恨闷中，唯恐见之。盖此心未净，则平时可喜者，适足与诗人才子作愁具尔”，故“天下无定境，亦无定见”。这已涉及到移情于物的美感问题。
陈善论鉴赏，称“非意到目见，不知其妙”，讲求生活实感。又称：“诗人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类观之，方见优劣。”如咏茱萸、鱼戏和雨，杜甫“醉把茱萸仔细看”、韩偓“池面鱼吹柳絮行”、王勃“珠帘暮卷西山雨”均较同类诗句为优。所倡“以类观之”，不失为鉴裁之一法。至于评诗，持论通达，如“文字各有所主，未可优劣论”，“文章似无定论，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尔”等。
《扪虱新话》征引广博，内容丰富，于诗人创作、诗作分析、读者鉴赏三方均有论述，亦多己见。然其所论，或耽于“格高”“韵胜”之“古人旨趣”，或囿于“夺胎”、“无一字无来处”之江西格调，或以党派之见摘抉“东坡文字好谩骂”而诫“后生慎勿袭其辙”，不免有空疏、陈旧、迂腐之感。
《扪虱新话》有《儒学警悟》本、《宝颜堂秘笈》本、《唐宋丛书》本和《津逮秘书》本。他本残缺，惟《儒学警悟》本八卷，满二百则，序、跋、标题亦全，当为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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