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语阳秋

南宋葛立方※撰。二十卷。又名《葛立方诗话》、《葛常之诗话》，为葛氏晚年所作，成书于隆兴元年(1163)。书名《韵语阳秋》，作者《自序》已有说明：“昔晋人褚裒为皮里阳秋，言口绝臧否，而心存泾谓。”“阳秋”即“春秋”，晋人以避讳，改“春”为“阳”；葛氏袭此，寓褒贬之意。是书卷帙繁富，虽无编例可考，然大抵以内容归类分卷，各有侧重。一、二两卷论诗法诗格，三、四两卷探诗之本事，五、六两卷重在考证，七、八、九三卷多涉用事史实，十卷论亲情道义，十一卷叙仕宦升沉之况，十二卷述死生达观之理，十三卷重在山水地理，十四卷专论书法绘画，十五卷述歌舞音乐，十六卷考花木鱼鸟，十七卷采医卜杂技，十八卷论人识鉴，十九卷记岁时风俗、饮食妇女，二十卷录诗人行事。涉笔如此之广，可谓百科全书。

《韵语阳秋》历评汉魏至宋诗人诗作，旨在求风雅之正，以事理为要。故特重诗人修养问题，主张“先德行而后文艺”(卷三)；由此褒贬诗人，谓白居易“中立不倚，峻节凛然”，发而为诗，则《有木》八章“自比于(丹)桂，殆未为过也”(卷十六)。而谢灵运虽多作山水诗，颇有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羁，亦何足道哉”(卷八)。又如赞叶梦得“铁肠石心之人可以赋梅花”之论(卷十六)，斥陈后言、唐明皇“二君骄淫侈靡，耽嗜歌曲，以至于亡乱”(卷十五)，皆从“先德行而后文艺”之说立论，足见葛氏对诗人道德修养的重视。其论诗人的艺术修养，首先强调多读书，以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为的论。其次，要求“作诗者，兴致先自高远”(卷二)，那些“有意于慕大”(卷二评张籍)、喜欢“炫博”(卷一评韩愈)、好为“摛章绘句，嘲风弄月”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

《韵语阳秋》论诗对前人观点多所继承和发挥。本书开卷即引陆机“谢朝华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之语，以明诗贵创新之旨。又如卷一对梅尧臣“作诗须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见解推崇备至，誉为“真名言也”，并以梅诗为例，探讨了隐与秀的关系问题。但葛氏更多的是在资料的取舍、诗作的分析、诗人的比较之中，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其中不乏新警独到之处：

一是关于艺术真实的见解。卷十六批驳沈括《梦溪笔谈》就杜甫《古柏行》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所发“无乃太细长乎”的讥议，指出“诗意止言高大，不必以尺寸计也”。杜甫笔下的古柏形象，熔铸了诗人“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大材难为用”的深沉感慨，因而已脱离形似，带有夸张和虚拟的成分。葛氏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同样，卷三论杜牧数以“羽林枪”比雨，一反如丝如膏的传统取喻，则不独求其形似，“岂去国凄断之情，不能忘鸡翘豹尾(指功名富贵)中耶?”卷十六论瀑布诗，认为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句“犹涉比类”，未脱形似，不及“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之一)两句“凿空道出”，飘渺空灵。在葛立方看来，凡是出于诗意的需要、抒情的需要，是可以摆脱对物象的拘泥摹刻，就允许想象、夸张使其变形，求得神似。与其论诗相通，葛氏品评书画亦高标“气韵”、“神妙”。

二是关于创作心态的剖析。中国古典文论历来重视诗歌的抒情特性，而情感乃是有所触动的心理状态，因而葛氏既肯定情感由外物触发的客观性的一面：“人之悲喜，虽本于心，然亦生于境。”(卷十六)又强调情感有能动的主观性的一面：“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卷一)他举欧阳修在滁州和汴京各赋《啼鸟》诗为例，同是闻莺，诗人的主观感受却大为不同：“可怜枕上五更听，不似滁州山里闻。”葛氏认为这是诗人情感变化所致：“盖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则对境之际，悲喜随之尔。啼鸟之声，夫岂有二哉?”(卷十六)这已触及到抒情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感受随主体心理变化而不同的理论问题。又论及诗思，“诗思多生于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之外”，“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正因“思难而败易”，故他强调“覃思”、“垂思”、“抒思”(卷二)，以达到神醉心迷、物我两忘的心理状态，以求得创作的灵感。葛氏认为诗人的创作心态应该是充分自由、全面开放的，“可以纵横在我者也”(卷三)，并且强调这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大抵书画贵胸中无滞，小有所拘，则所谓神气者逝矣。”(卷十四)

三是关于陶诗的评述。葛氏在《韵语阳秋》中最推尊杜甫和陶渊明，称陶诗“平淡有思致”，认为陶之“平淡”非故作拙易语，“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到天然处”，始造平淡之境(卷一)。他评谢灵运、庾信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究其原因，在于陶渊明作诗“直寄焉”，心无拘羁，纯然出于抒情寄意的需要，而谢、庾二人为名声所累，“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卷三)。这里揭示的创作心态是否自由，事关创作的成败。卷四又比较韦应物《答长安丞裴税》诗与陶渊明《饮酒》之五的不同，指出“渊明落世纷深入理窟，但见万象森罗，莫非真境，故因见南山而真意具焉。应物乃因意凄而采菊，因见秋山而遗万事，其与陶所得异矣。”是说韦诗所写只是一时的感受，没有将心融化进去，而陶诗却是一生的经验，心与物化，“真意”与“真境”相交融。通过与其他诗人的比较，深刻地揭示出陶潜平淡诗风的实质。

《韵语阳秋》论诗多在前六卷，除上述之外，还涉及创作与生活、文与意、继承与革新、比兴与讽谕以及风格、诗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通观《韵语阳秋》全书，采辑广泛，杂而不芜。作者本“皮里阳秋”之旨，即就资料的弃取、诗作的分析、诗人的比较中寄寓褒贬毁誉。在文学批评上，“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废言，质事揆理，而惟当之为贵”(沈洵序)。书中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翔实的资料，又于资料的勾玄发微中要言不烦地阐明自己的理论主张。

《韵语阳秋》也有议论失当之处，如卷八论屈原“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四库总目提要》以为“未免偏驳”。又如卷十论李白无“君臣之义”和“夫妇之义”，“此所以不能为醇儒也”，均反映了作者浓厚的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引诗论事亦有附会、舛误之处，如臆断李白、杜甫以诗相轻相诋，如以苏轼“老身倦马河堤永，踏尽黄榆绿槐影”两句为杜甫诗。

《韵语阳秋》有《学海类编》本、《历代诗话》本、《常州先哲遗书》本、《艺圃搜奇》本及明正德葛谌重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历代诗话》本最为常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弥足珍贵，可补他本之阙，正他本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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