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宋之交陈岩肖※撰。二卷。书中记其于靖康年间游京师天清寺，又称高宗为太上皇帝，孝宗为今上皇帝，光宗为当今皇太子，可知成书于淳熙(1174—1189)中，当是岩肖晚年之作。上卷以宋代帝王诗为首，历代帝王诗为次，继评杜诗、苏诗；下卷杂论唐宋诗，间及于词。全编以记事为主，时有考辨，而于所载诗各为评述。论诗偏重于宋，以为“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于宋代尤推重苏、黄，誉苏轼“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钦仰，而累朝圣主，宠遇皆厚”，称黄庭坚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对“以山谷(黄庭坚号)为祖”、“规行矩步”于其后的江西诗派，则作了具体分析：吕本中、谢逸之徒诗“多浑厚平夷，时出雄伟，不见斧凿痕”；而成为末流的“江西格”者“声韵拗捩，词语艰涩”，则全失诗之“妙处”。这种褒贬兼具的笔调，颇能反映陈岩肖的论诗主张：以清新自然为高，以浑厚平夷为妙。由此历评唐宋诗家，认为宋高宗《渔父辞》十五章，“清新简远，备骚雅之体”；唐文皇“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二句，“辞气壮伟，固人所脍炙”；蔡载题钱绅漆塘园亭诗“语简而意远”，“窥陶谢之藩篱”；郑獬“夜来过岭忽闻雨，今日满溪俱是花”二句，“语意清绝”；汪藻武陵桃源诗，“思深语妙，又得诸人(指陶渊明、王维、韩愈、刘禹锡、王安石等)所未道者”。咏鹅诗中，如李白“长唳风宵，寂立霜晓”之句是“奇语”，若杜牧“丹顶西施頬，霜毛四皓须”之句则“格卑无远韵”。可见岩肖评诗，注重“语”、“意”、“气”、“格”、“韵”的并举，强调语“简”而“奇”，意“新”而“妙”，气“壮”而“伟”，以及格“高”和韵“远”。
在提倡意“新”的同时，陈岩肖遵循美刺讽谕的儒家诗教，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认为东坡“为人慷慨疾恶，亦时见于诗，有古人规讽体”；所作《上清储祥宫碑》“取道家所言与吾儒合者记之，大有补于治道”。又称赏魏野隐居不仕，与世无争，其《咏啄木鸟》诗“莫因饥不足，翻爱蠹偏多”二句“有规戒”，《竹杯珓》诗“吉凶终在我，翻覆漫劳君”二句“尤有所箴”。他是把诗人的美刺教化作用与诗的个性结合起来考察的。
《庚溪诗话》论诗尚重写实。称杜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义言“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读其“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二百钱”之句，可知“唐之酒价”；而“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二句，则为“寺中即事”。此外，考证梅尧臣咏河豚，张继咏夜半钟诸诗，多据实情，言颇可采。
《庚溪诗话》类似《观林诗话》，也是融记事、考证、评点于一炉，而各有侧重。书中盛赞宋诗“自有妙处”，不必蹈袭唐人，体现了南宋初人对宋诗的肯定；又痛斥学黄未得其妙的江西末流“声韵拗捩，词语艰涩”，切中诗病；至遗篇佚句，缀述见闻，间有宋人诗集所未收者。不过书中也有神怪之说，而首评宋代帝王诗，更是歌功颂德的论调。
《庚溪诗话》有《百川学海》、《学海类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校刊本易于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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