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编十六卷，续编六卷。宋程大昌※撰。该书正编不分类，续编分制度、文类、诗事、谈助四门。程大昌论诗，主要是对诗文典故进行解释，并且能从诗歌本质出发，探究其微妙之处。如对杜甫诗句“竹林为我啼清昼”中的“竹林啼”的理解，程氏纠正了前人的错讹。指出“蔡絛以‘竹林’为禽名，恐穿凿也。竹本非啼，诗人因其号风若哀，因谓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后能啼耶!《说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为笑字，竹岂能笑，竹以象言尔，非笑而可名以笑，从怀哀者观之，孰不得为啼耶!”就这则诗话来看，程氏指出蔡絛的错讹，不单单是从训诂的角度来解释何谓“竹林啼”(蔡之错讹，原因即太拘于训诂)，而是从诗歌特有的本质着手，它已涉及到了诗歌创作中一种既特殊又重要的手法——移情。杜诗本意是把自己内心的悲哀和眼前的客观景物，巧妙地统一起来，达到了物我不分的境界。而蔡絛的解诗，实在是不知其意而强作穿凿。程氏的高明之处，即在于体味到了杜诗的丰富情感以及这一情感的表达方式。这种评诗方法，启示人们，在理解、评论诗歌时，不应该拘泥于诗句文字的表面逻辑，而应探究其自身的内在规律。
与此同时，程氏论诗还注意到不同的诗人，由于不同的个性而形成的不同的诗歌风格。在续集卷四中，程氏指出：“诗思丰狭，自其胸中来，若思同而句韵殊者，皆像其人，不可强求也”。程氏注意到了个性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这就要求人们在进行具体的诗歌评论时，应尊重他们的个性，而不能简单地肯定或是否定某一种风格。程氏的这一观点，有助于诗人们各自朝着自己的优势发展，也有利于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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