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释普闻※撰。该书有《说郛》本。仅存两则，非其全貌。第一则曰：“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近世所论，东坡长于古韵，豪逸大度；鲁直长于律诗，老健超迈；荆公长于绝句，闲暇清癯。其各一家也。然则荆公之诗覃深精思，是亦今时之所尚也。鲁直曰：‘荆公末年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普闻认为，杜甫的诗歌兼备众体。这里的“体”，从后面的论述来看，当兼指诗的体例与诗的风格。由于杜甫擅长各种体制、各种风格的诗，故有“诗史”之称。宋代苏轼、黄庭坚、王安石三位诗人亦各有所长，各成一家，然比较而言，这三位诗人中，普闻似乎更推崇王安石。理由是王诗具有清癯的特点，清，相对于俗浊而言，癯，相对于浓艳而言。他要求诗歌雅丽精绝，脱尽流俗。他在该则诗话的最后说，“荆公《送和甫寄女子诗》云：‘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风沙际缘，一如送汝过江时。’拂去豪逸之气，屏荡老健之饰，其意韵幽清癯，雅丽为得也。”普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审美选择，与其僧人身份不无关系，且也反映了宋代诸多诗僧的诗歌审美观点。
在第二则诗论中，普闻认为，诗有意句与境句之分。他说：“天下之诗，莫出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易琢，意句难制，境句人皆得之，独意句不得其妙者。”意思是说，诗歌乃是由意句与境句组成的，而且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意句与境句的处理是有难易之别的。两者又不是绝然分开，互不相关的，只有那些“意从境中宣出”的诗歌才是“妙者”。那么何谓“意从境中宣出”之作呢?普闻首先仍举王安石《送和甫寄女子诗》为例，接着又说鲁直《寄黄从善诗》云：“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评此诗曰：“春风桃李但一杯而已，想象无聊窭空为甚，飘蓬寒雨十年灯之下，未见青云得路之便，其羁孤未遇之叹具见矣，其意句亦犹境中宣出，‘桃李春风’、‘江湖夜雨’皆境也，味者不知，直谓境句，谬矣。”这里，普闻认为黄庭坚诗中的“春风桃李”、“江湖夜雨”两句既是境句，又是意句。诗人在这两句写景诗中，自然含蓄地表达了那种孤独不遇的内在情感。因此机械地把这两句理解成境句，则就“谬矣”。这就说明，普闻既认识到诗歌有境句与意句之分，又注意到这两者并不是绝然分开的，好的诗歌要做到境、意结合，做到“意从境中宣出”。普闻的这一观点，是在总结前人的创作基础上形成的，它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中评陶诗说：“境与意会”。到了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深，其次或以意胜，或以境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说明普闻的理论主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有相当大的生命力。
不过，普闻在论述意句与境句的构思与布局时说：“大凡颔联皆宜对”，其意是说，每首诗歌的第三、第四两句，应是写意的，这就显得有点拘泥了。因为，每首诗歌的谋篇布局要根据诗人情感的需要而定，一概定为颔联写意就太单一机械了，这是普闻诗论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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