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四十卷，是记载朱熹言论的一部语录体著作。朱熹的诗歌见解和评论，主要收录在该书第一百四十卷。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朱子语类》一书中所表现的诗文理论，自然带有浓重的理学色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这就是说，道是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都是道的表现，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正如从根上长出枝叶，从源中流出水来一样，所以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由此而来，朱熹对“讲义理”与“学诗文”两者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确。他说：“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又说“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很显然，他把义理放在第一位，把诗文放在第二位。这可以说是朱熹对诗歌的基本态度了。相应地朱熹的诗论主张也就强调思想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他要求于诗歌的首要一条便是义理纯正，所谓“诗以道性情之正”(《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他在《答杨宋卿》一文中说：“熹闻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其意是，道充而诗生，志高而诗圣，诗歌倘若以艺术标准格律、词藻、巧思放在首位，则“诗言志”最基本的意义就湮没了，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中更具体地说明这一观点，“安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自高远矣”，即是说义理境界纯透，思想面貌温厚，写出来的诗便是佳作。朱熹对诗歌有这样的见解，对具体的诗歌作品的评价也自然依此为标准：十分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即使是他很喜爱的诗人，如果其思想内容有一点偏差，他也会严厉地批评指责。如《清邃阁论诗》云：“东坡晚年诗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笔胡说，全不看道理。”相反，他对那些思想内容健康的作品则大为赞赏。他屡次称赞陆游的诗，原因便是陆诗具有强烈的抗敌主张和深沉的爱国情志。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在这一点上态度也是很明显的。朱熹这种重视诗歌内容的理论主张，对当时和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他的这种理论，同时也带有某种片面的观点。如他在《答杨宋卿》中说：“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他推崇古诗、卑视律诗，主张以魏晋以前的作品“为诗之根本准则”，这就多少带上了一点文学复古论的色彩。
总的来说，朱熹的诗歌理论，以成熟的发展形式反映了理学家文学理论的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强调教化作用，主张作诗须“理明”；二是提倡自然之美，认为诗是道或理的自然流露。这两方面，前一方面显然是传统儒家文论中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之类的教化理论的发展；后一方面则是对老庄文学思想的吸收。前一方面在朱熹的诗歌理论中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朱熹的诗歌理论有重视思想内容的积极因素，它有忽视艺术形式的片面性，如他说：“作诗费工夫，要何用?”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