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叶适※撰。亦称《习学记言序目》，五十卷，计论经十四卷，论诸子七卷，论史二十五卷，论文鉴四卷，虽为读书札记，实则评论著作。是书纵论经史百家，贯古通今，视野宏阔，尤悉于治乱通变之原；又对历代经籍传注屡持异议，对汉儒及宋代理学颇露不满，是研究叶适思想的重要资料。论史解经较注重联系现实，敢于直抒己见，是该书的显著特色。论诗之语散见于各卷，虽非专论，见解亦多精湛。
是书论诗，较多评析自《诗经》以来诗歌沿革源流，从中表露了作者关于诗歌的本质观与发展观。叶适不同意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说法，认为《诗》自孔子之后，“别为逐臣忧愤之词”即楚骚，其体自当不复为“诗”，从此“诗绝不继数百年”，及至后汉，“既失旧制，始以意为五七言，与古诗旨趣、音节异，而出于人心者实同”(卷四十七)。所谓同者，其云：“贪淫、重敛、肆为、威虐四者，天下之巨恶也，败国丧家亡人者也，故诗人无讳焉。”(卷六)这与今天“愤怒出诗人”的说法亦有相通之处。故此批评后世儒者不能因体制形式先后迥异则“以古诗为王道之盛，而汉魏以来乃文人浮靡之作”，这实际上是“尊古而陋今太过”(卷四十七)。至于汉赋，历来褒贬不一，叶适认为，“赋虽诗人以来有之，而司马相如始为广体，撼动一世”，其时汉武帝、宣帝等每令“臣下述赋，戏弄文墨，直俳优之雄”，“班固以后，不惟文浸不及，而义味亦俱尽。然后世犹继作不已，其虚夸妄说盖可鄙厌”。不过他又说赋所铺叙者，“非于其文有所取，直以一代之制，一方之事，不可不知而已”(同上)。他对汉赋的批评虽也难以切当，毕竟有所分析，并非一笔抹杀，况且着重批评后人一味摹拟的风气。
取以历史眼光，联系彼时彼事，注重于探究本旨，这是该书观察方法的特点，也是其可贵之处。叶适认为，“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因此，“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搦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卷六)。意即指出，望文生义，人云亦云，或自以为是，必将与本旨相悖。所谓本旨，从他对“变风”、“变雅”所作的解释也可窥见。其云：“夫自上正下为正，固也；上失其道，则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虽变亦正也。”(卷六)这种见解较之《毛诗序》更为明确。又如对扬雄的评价，说汉赋至扬雄“将一变至道，故为反《离骚》。然(屈)原之本指，雄或未达也”(卷二十三)，似乎说扬雄懵然仿效以至悔作赋，其实并未深谙屈骚的本旨乃忧愤之所为。注重于本旨的主张，同样体现在他对唐宋一些诗人的评论中。
至于评诗标准，是书宗于风雅传统，推重建安格力与唐诗境界，尚工巧而轻纤丽，提倡“自家物色”。如谓曹植“虽波澜阔而工不逮(陆)机”，谓陆机“虽杼轴自成”，“则格卑气弱”等，均可见。不过某些评论亦不免失衡，如说王安石七言绝句“徒有纤弱而已”，对沈约的批评显得言之过偏，这都值得斟酌。总之，是书评诗见解瑕不掩瑜，并给人以颇多启发，与道学家或诗人论诗均所不同。
是书见四库馆传抄本，归子部杂家类，又有温州新刻本，今以中华书局校点本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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