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宋费衮※撰。该书记载朝廷典故,考证史传,品定诗文。卷四述苏轼其人其事,颇有价值。
费衮论诗,重学养和胸襟。在他众多的论诗主张中,尤为人们注意的是,他提出的“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的理论主张。他在《梁溪漫志》中认为那些“以才为诗”之作,“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那么,什么是诗的“本色”呢?费衮在另一则诗话中说:“诗作豪语,当视其所养……欧公作《庐山高》,气象壮伟,殆与此山争雄,非公胸中有庐山,孰能至此?”这就表明费氏所说的诗的本色,乃是指诗人应有宽广的胸襟。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宽广的胸襟和浓厚的学养,实际上代表了诗人的内心志向,也就是费衮在另一则诗话中所说的诗人作诗须“见处高远”。费衮的这一论诗主张,借鉴和继承了儒家传统诗论中的“养气”※说,有其进步的意义。
但费衮把“学”与“才”完全对立起来,则不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才”的培养是离不开“学”的修养。对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与费衮针锋相对的观点:“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视其差异之因,大抵与当时诗歌创作实践有关。但是作为一种诗歌理论主张,无论是费衮的,还是严羽的,都对他们各自的时代产生过救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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