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姜夔※撰。又名《白石诗说》、《姜氏诗说》。一卷。《四库全书》，录为二十七则，《榆园丛刻》、《历代诗话》各本，均作三十则。条数有差，当是短章片语分合不同所致。其先附刻《白石道人词集》之首，四库馆臣移附《白石道人诗集》之末。原有《自序》，谓于淳熙丙午(1186)立夏，得之于南岳云密峰头一若士，实为托辞。内容专论诗的风格、艺术构思和写作技巧，举凡辨体、立意、布局、措词、说理、用事、写景、体物、对仗等，都有涉及。论诗标榜自然、含蓄，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其中以“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自然高妙”为极至。以此出发，一方面要排除雕刻、敷衍、奇险之弊，脱略文字行迹；另一方面要“始于意格”，“沉著痛快”※，使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臻于自然高妙的化境。与此相关，姜夔追求意境的含蓄美，主张“语贵含蓄”，“词意俱不尽”，把“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推为“善之善者”。这种以自然高妙、含蓄蕴藉为佳的观点，贯穿在《诗说》的始终。所谓“吟咏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礼义，贵涵养也”，就集中体现了自然、含蓄的论点：既要客观如实地表现吟咏的对象，又要含而不露，止乎礼义。根据这一审美理想，他推崇三百篇的“美刺箴怨皆无迹”，陶渊明的“散而庄，澹而腴”，杜甫的独兼风雅，黄庭坚的谨于含蓄。姜夔的“自然高妙”说，源于司空图、梅尧臣、苏轼、杨万里等人的有关美学思想，影响及于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说。
《白石道人诗说》既倡言“自然高妙”，就必须反对因袭模拟。认为陶潜人品诗品俱佳，后人“断不容作邯郸步”；又说“模仿者”“语虽似之”，却是“韵亦无”。由于姜夔明了规模前人会导致创作个性的泯灭，因而提倡独创。“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就是独辟蹊径、自具面目、各有特色的形象说法。在为习诗者指点门径时，又发出“造乎自得”的谆谆告诫。这种提倡独创、反对模拟的观点，在他的两篇《诗集自序》里发挥得更为充分。他从自己师法黄庭坚而变得“一语噤不敢吐”的创作实践中大悟“学(模仿)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因而标举“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以一空依傍为是，以“无见乎诗”为高。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姜夔“其学盖以精思独造为宗”。
《白石道人诗说》还强调诗法，重视写作利弊，声称“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知诗法，何由知病?”姜夔所说的“诗法”，当是囊括上述辨体、立意、布局、措词、用事等项。以用事而论，他提倡“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称“学有余而约以用之”为“善用事者”。以布局而论，大篇应有“开合”，做到“首尾匀停，腰腹肥满”，反对前紧后松、虎头蛇尾。而“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既有“变化”，又有“法度”，体现了姜夔论诗所包含的辨证法因素。姜夔的这些“诗法”，据他自己说，“多看自知，多作自好”，“思有室碍，涵养未至也，当益以学”，显然强调多读书、多实践、多精思便可得诗家三昧。
至于《白石道人诗说》的写作意图，姜夔在末则自谦亦自负地说：“《诗说》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能诗而后能尽我之说，是亦为能诗者作也。”既为初学者指点门径，又给能诗者以理论上的指导，用心可谓良苦。
《白石道人诗说》既无考证，亦不记事，而专门探讨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和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其中许多论述都受到后代诗论家的引用和赞赏，潘德舆誉之为与《沧浪诗话》※、《岁寒堂诗话》※“鼎立”的“金绳宝筏”(《养一斋诗话》卷八)，鲍廷博又推许为与《沧浪诗话》、《麓堂诗话》“鼎峙骚坛”的“风雅指南”(《麓堂诗话跋》)。不过，《白石道人诗说》也有其理论上的片面性和思想上的局限性。如他过于讲究“句意”的“深”、“远”与“句调”的“清”、“古”、“和”，表现了士大夫阶层在社会变动时期遁入象牙之塔的消极倾向。他称三百篇为“美刺箴怨皆无迹”，而“吟咏情性”※也应“止乎礼义”，则未脱儒家诗教之窠臼。此外还拈出“自悟”、“活法”※，又留有江西诗派的余习。尤其是他偏重于诗的形式技巧上下功夫，而忽略了诗的社会意义与个人要求，因而虽可示人以创作门径，却不能懵然奉为写诗的准则。
《白石道人诗说》有《四部丛刊》、《榆园丛刻》、《历代诗话》、《四库全书》等多种版本，而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首版的郑文校点本较为详备，与《六一诗话》、《滹南诗话》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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