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床夜语

南宋范晞文※著，五卷，书前冯去非序称“景定三年(1262)十月，予友范君景文授以所著书一编”，则知是书成于南宋末期。《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

《对床夜语》不同于以前很多诗话，它基本上没有闲杂文字，也不注重考证、笺释之类。全书五卷大体以时序为次弟，摘句论诗，品评诗艺，是一部纯粹的诗论著作。它虽然最终没能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视野开阔，所论深入得理，不失为宋诗话中上乘之作。《四库全书提要》曾誉之曰：“当南宋季年诗道陵夷之曰，独能排习尚之乖……于诗学多所发明。”

《对床夜语》论诗非议“四灵”派及其所宗“晚唐”体。它批评“晚唐”之作有的虽然“情景兼融、句意两极”，“然求其声谐《韶》《》、气泐金石，则无有焉”；批评“四灵”派“尖纤浅易”、“万喙一声”、“日就衰坏”。他认为原因在于“四灵”“立志未高而止于姚、贾”，而“文章与时高下，晚唐为何时耶!”他赞同严羽的“妙悟”说和姜白石的“自悟”说，提出“盖文章之高下，随其所悟之深浅。若看破此理，一味妙悟。则径起直造，四无窒碍，在人即我，我即在人也。”因此，他倡导诗人将注意力推向诗之渊源。《对床夜语》第一卷即集中阐发范晞文对《诗》、《骚》和汉魏之作的领悟。在基本态度上，他倾向于把它们尊为诗歌的典范，说“诗人忧深思远”、其“西汉言语自非后世可企”；评曹植、刘桢、王粲曰“皆直写其事，今人虽毕力竭思，不能到也”；评蔡琰则称“时身历其苦，词宣乎心，怨而怒，哀而思，千载如新，使经圣笔，亦必不忍删之也……盖不当拟也”。但是，他的领悟仅止于“讽兴”、“比兴”、“忧思”、“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在遣词用韵等诗艺上常常含糊地声称“非古人作古之意”或“古人正不当拘也”，欣赏不到切实的好处。不过这些观察已足以使他超出时人片面发达的诗艺意识，而于诗的情思上多有强调。范晞文真正引以为楷模的是李白、杜甫，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既在诗的情思方面堪与古人匹敌，又在诗艺上造诣非凡。李白“法度最为森严”、杜甫体制“无所不有”。这使得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学而不失深度。他说：“李杜之后，五言当学刘长卿、郎士元，下此则十才子”，“七言……李杜之后，当学者许浑而已。”他希望这样做能够超越“四灵”，而让陷于偏狭的诗坛重新返回广阔的背景中。《对床夜语》绝大多数篇幅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用来充分讨论各种诗艺的，如联句、生字、双字、体制、用韵、用奇、拗仰、情景、虚实等。这些讨论大多很有见地。如他认为，“情无景不生，景无情不发”，好诗应“情景兼融”。又，“诗在意远，不以词语丰约为拘”。有“不尽之意”、“反复包蓄”。论炼字，称“要一句之意尽于此字上见工”，用字须“自在”而“失于有意”。用“生字”，“下得不觉”；用“死字”，“欲使之活”。论用事，“恶其为事所使也”，应“融化斡旋，如自己出”。作诗虽有“不约而合”、句意“相袭”、“一轨”同辙者，但应该“脱胎”、“变为”，像老杜“一空故习”。因此在总的倾向上，他欣赏含蓄、动情、意远、创新。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具体论述中，从前代不同诗人的作品中，摘录若干在立意或意境上被认为互有联系的诗句，加以比较品评、校定高下，方法相当可取。《对床夜语》对深入探讨诗歌自身的规律特点，很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对床夜语》较早的版本有明正德十六年(1521)江阴陈木刻活字小本。各家书目著录者，有明祁永璞、清卢文绍、曾彬候诸本，但都不得见。《学海》本、《知不足斋》本、《萤雪轩》本、丁氏《八千卷楼丛刊》本、《武林往哲遗书》本及《历代诗话续编》本均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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