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李冶※撰。原目凡四十卷，《元史》本传误题此书为《古今难》。以“黈”名者，取《汉书·东方朔传》“冕而前旒，所以敝明；黈纩充耳，所以塞听”的话，表示“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之义。原书久佚，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八卷，依经史子集，依类分辑，各为二卷，附《拾遗》五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皆订正旧文，以考证佐其议论。”将其列入子部杂家类。但其中有大量的篇幅是诗的专论，由许多内容不相连贯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具有诗话的特征。纪昀说“其评诗文于训诂之异同，体制之正变，抉摘亦极为精审。”在诗歌理论方面，受儒家诗教影响，主张恢复诗乐之教，使“人心近正”。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重视诗歌的内容，提出要“因事为文，不拘声病，而专以意为主”(卷八)。主张学习古人为文“主意不主辞”(《拾遗》卷四)。要像李公麟作画一样学习杜甫诗体制“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卷六)。主张“文体宽简，不专以声病为工拙”，否则“律度益严，而其骨格益以弱”(卷八)。反对当时流行的“专以浮声切响为文”、“立法太苛”、“求备太甚”的形式主义文风。批评这种文风“文采焕发，观之可爱，而气质萎索，了无余味也”(《拾遗》卷四)。强调诗要感人，使人鼻酸，就要“道人情之所同然者”。欣赏诗歌不能“求·之过当”。如把杜甫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牵强附会地理解为“纵横由妇人，曲直在小儿”，这样反受其累。因之，他在分析一些诗义时，颇能中的，如分析《诗经·国风》“方秉蕑兮，赠之以芍药”，“贻我握椒”之类。“皆以为外藉芳香可玩之物，持赠所怀，既以尽其交结往来之懽，且以表其深相爱慕之情也。”称杨诚斋的诗“句句入理”(卷八)。分析陶弼诗“扁舟兴尽且休去，五岭以南皆洞庭”，是“诗家立意贵纵夺，造语贵激昂”。所析极是。有《聚珍版丛书》本、《海山仙馆丛书》本、《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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