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撰。李所著《怀麓堂文集》，内有《诗话》一卷，单行者即称《怀麓堂诗话》，亦称《麓堂诗话》。凡一百三十多则，是一部以理论批评见长的诗话著作，较全面地反映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
李东阳论诗大抵偏重艺术特征，但出发点却是儒家的诗教说：“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诗歌与散文的最大区别在于诗歌的音乐属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李东阳着眼于诗与乐的联系，由此形成了格调说：“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眼主格，格即诗的体格，耳主声，声即诗的声调，合而言之，即所谓的格调。此处虽体格与声调并举，相比之下，李东阳更重视诗的声调特征：“陈公父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诗为角，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自沈约倡四声八病说以来，诗歌声韵研究取得显著发展，李东阳的独得之秘在以五声喻诗，严羽曾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久之，有金石宫商之声。”意思大致相似，惟不及李东阳全面精深。李在这方面的言论还有：“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都很有见地，《诗话》中此类言论所占比重甚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由于过份强调这方面的内容，也造成某种理论上的偏颇。
李东阳诗论的另一特点，是祖述严羽，推崇唐诗。《诗话》写道：“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怕谓尸解仙耳。”“宋诗深，去唐却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从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严羽的诗歌理论对李东阳的巨大影响。在这些方面，他和七子的诗歌主张十分相近，因此，王世贞说：“长沙(李东阳)之于何(景明)李(梦阳)，其陈涉之启汉高乎。”(《艺苑卮言》)但他对宋诗尚未一概抹煞，如对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诗人虽有微词，仍肯定他们的成就，不像七子那样走极端。
李东阳反对刻板地摹拟古人，他认为：“诗贵不经人道语。自有诗以来，经几千百人，出几千万语，而不能穷，是物之理无穷，而诗之为道亦无穷也。”主张诗歌语言贵在创新，识见明显高过七子，因此，他对那些一味拟古，“不但字面句法，并其题目亦效之”的诗作深表不满，认为“开卷骤视，宛若旧本”，但他的这一主张贯彻得并不坚决，自己也有不少摹拟之作，尤其对盛唐李杜等人“极力摹拟，恨不能万一耳”。
总之，李东阳在朋代诗坛上，是一个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所著《怀麓堂诗话》对前后七子、公安三袁及钱牧斋、王士禛、沈德潜等均有影响。
《怀麓堂诗话》，《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集部诗文评类。《知不足斋丛书》、《历代诗话续编》、《丛书集成》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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