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庵诗话


杨慎※撰。《升庵诗话》版本颇多,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有刻入《丹铅总录》者,凡四卷;又有《函海》本十二卷,补遗三卷。通行的是《历代诗话续编》本,由丁福保根据各种本子重新编订,凡十四卷,七百五十六则,每则有标题,按标题第一字笔画数编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历代诗话续编》校点本,又增补十八则附录于后。这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书中内容以考证辨释为主,评论为副。

杨慎论诗有两个标准,一是重性情:“唐人诗主性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

二是标举清新天然,蕴藉含蓄:“杜工部称庾开府曰:‘清新’。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由于杨慎论诗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他对前代诗歌取径较宽,不主一格,尤其不满于七子主张“诗必盛唐”,划地为牢,《诗话》记载了他与何景明交往的一则轶事:“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诗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按指张耒《莲花》、杜衍《雨中荷花》、刘才邵《夜渡娘歌》、寇准《江南曲》)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所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对于唐宋诗的评价,杨慎认为总体上宋诗不及唐诗,但在具体作家作品上,他却善于区别对待,不一概抹煞,他曾盛称苏舜钦、王安石的五言绝句,文与可的五言律诗,认为宋诗中的佳作并不逊色于唐诗,并且指出唐诗中也存在劣作,这一现象好比:“如今称燕赵多佳人,其间有跛者,眇者,羝氲者,疥且痔者,乃专房宠之曰是亦燕赵佳人之一种,可乎?”完全是针对当时盲目尊唐抑宋的风气而发的。

杨慎不满于茶陵派“宗唐法杜”,以及七子“诗必盛唐”的偏颇,转而大力提倡学习汉魏六朝以及《文选》中的优秀诗篇,明确指出:“读诗者其可不读《文选》乎?”“李白始终学《选》诗,杜子美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批评刘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他认为:“六朝之诗,多是乐府,绝句之体未纯,然高妙奇丽,良不可及”,乃“盛唐、老杜之先鞭”。也许是因为那个时期诗歌作品“缘情绮靡”的特点符合他重性情的艺术标准。在六朝诗中,杨慎又着力推崇陶渊明、鲍照、庾信等人,认为他们的诗歌具有浑然天成,清新俊逸,藻耀高翔的特点,如评庾信诗歌说:“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可谓兼之矣。”杨慎对庾信诗歌的推崇,显然受钟嵘《诗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审美理想的影响。杨慎对六朝诗歌的肯定,说明他的眼界要比七子开阔得多,这在当时拟古风气趋向极端的形势下,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此外,杨慎的诗学主张反对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认为“宋人多议论可厌”,却又赞成以学问为诗,强调诗人必须多读书:“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书,则笔下自无一点尘埃。”又强调作者“无一字无来历”:“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若以无出处之语皆可为诗,则凡道听途说,街谈巷语,酗徒之骂座,里媪之詈鸡,皆诗也,亦何必读书哉?”杨慎在评诗时常用“夺胎换骨”※的说法,表明这些观点是从宋代江西诗派那里照搬过来的。因此,《升庵诗话》不惜以大量篇幅去考证一字一句的来历出处,有时兼及词义的训诂和辨析,其中不乏精义妙释,有益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品,但也有一些是生搬硬套,搞错了的。

总的说,杨慎学问渊博,长于考证,《升庵诗话》中属于理论分析的内容较少,也缺乏系统,但毕竟提出了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主张,因而在明代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四库全书简目》评论杨慎《诗话补遗》时指出:“(此书)作于谪戍永昌之时,边地少书,惟凭记忆,故不免小有舛讹。然慎学有根抵,兼富词章,其所论说,究在明人诗话之上。”是一很高评价。

《升庵诗话》除上述提到各种版本外,江苏古藉出版社1987年出版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是现时最新的研究成果,可供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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