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撰。王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内有《艺苑卮言》十二卷，其中正文八卷，专论诗文，附录四卷，分论词曲书画。此书始写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经陆续补充、修订，至隆庆六年(1572)作《后记》付印，前后历时十四年，是王世贞中年时期精心撰写的文论著作。全书有一比较完整的体系，卷一为总论部分，称引前人的诗文评论，分“语关系”、“语赋”、“语诗”、“语文”和“总论”五类，然后分文体进行概述。卷二评《诗》、《骚》和汉人诗赋。卷三评秦汉唐宋文及魏晋六朝诗。卷四评唐人诗间及宋人诗。卷五、卷六专评明代诗文。卷七、卷八类似补遗性质，以收罗轶事为主。附录四卷在兹不论。凡四百七十余则。
王世贞的文学主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也，愈下矣。元无文。”论诗推崇盛唐李杜：“李古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李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对二家诗风概括得十分准确，令人折服。由此认为中唐以后诗歌毫不足取，标榜“自是诗如大历以前，文知西京以上矣”。基本上继承了李梦阳、何景明的理论主张，不过在学习范围上稍有扩大：“世人《选》体，往往谈西京、建安，便薄陶、谢，此似晓不晓者。毋论彼时诸公，即齐梁纤调，李杜变风，亦自可采，贞元而后，方足覆瓿。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这种多方汲取营养，为我所用的态度还是可取的。
二、格调才思。王世贞论诗也是以格调为核心的，但他所讲的格调，和李梦阳、李攀龙所讲的略有不同，他说：“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把才思作为格调的基础，认为才思生出格调，才思不同，格调亦自有别。较李梦阳、李攀龙专从外在形式来谈论格调，又稍稍进了一步，接触到一点诗歌创作的主体因素。
三、循法而不为法累。王世贞很重视诗歌创作的法度规则，《卮言》中有大量篇幅谈到诗法：“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难，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虚有实，有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分为篇法、句法、字法，可谓详矣。作诗讲究法度，使初学者有法可依，有门径可寻，还是必要的，但如将法度强调得过份，或规定得过死，那么结果就会适得其反，成为一种束缚。因此他又说：“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皆兴与境诣，神合气完使之然。”“吾于诗文不作专家，亦不杂调，夫意在笔先，笔随意到，法不累气，才不累法，有境必穷，有证必切，敢于数子云有微长。庶几未之逮也，而窃有志耳。”综合上述所言，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循法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循法而不为法所累，看上去没有人工斧凿痕迹是更高一层的要求。
与此相关，王世贞有不少反对模拟的言论，认为“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他曾批评李梦阳“模仿多，则牵合而伤迹”，说李攀龙的拟古乐府“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然而王世贞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摹拟，而是认为此事须作得巧妙：“模拟之妙者，分岐逞力，穷势尽态，不唯敌手，兼之无迹，方为得耳。”无论是讲究法度，还是模拟古人，都有一种现成的模式，很容易成为相似的格局，因此要求不露痕迹。从本质上讲，王世贞与李梦阳、李攀龙无太大的区别，从艺术技巧上讲，王世贞则要高出一筹。
此外，《艺苑卮言》在对历代诗人的评价上，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见解，而对本朝的诗文创作情况，记叙、评价就更详细了。由于王世贞主盟文坛近四十年，提供的材料丰富而且可信，除去一些党同伐异，抑扬过实的地方，此书的评论资料对于后人整理、研究明代诗文，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艺苑卮言》收录于《谈艺珠丛》、《历代诗话续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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