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学夷※撰，三十八卷，前集三十六卷，论先秦至晚唐五代诗歌，后集纂要二卷，论宋元明诗，其中唐代部分二十一卷，占全部篇幅一半以上，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各个时代均先作综述，后按诗体分论，再对作家作品进行具体评析。又有“总论”三卷，评论前代诗论、诗话、诗歌选本。此书写作“前后历四十年，十二易稿，业乃成”(《许伯清传》)，是一部纯属评论性质的、体制严明的大型诗话著作。
在明代诗坛复古与反复古的争斗中，许学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在本书序言中说：“仲尼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后进言诗，上述齐梁，下称晚季，于道为不及。昌谷诸子，首推郊祀，次举铙歌，于道为过；近袁氏、钟氏出，欲背古师心，诡诞相尚，于道为离。予《辩体》之作也，实有所惩云。”表面上似乎折衷于七子、公安、竟陵各派之间，实际上却倾向于七子，而对袁宏道的诗论和钟惺、谭元春的《诗归》大加挞伐：“古诗至于汉魏，律诗至于盛唐，其体制、声调已为极至，更有他途，便是下乘小道。故国朝人取法古人，法其体制、声调而已，非掩取剽窃之谓也。”“古今好奇之士多不循古法，创为新变，以自取异，然未尝敢以法古为非也。至袁中郎则毅然立论，凡稍近古者掊击殆尽，然其意但欲自立门户以为高，而于古人雅正者未尝敢黜也。至钟伯敬、谭友夏则凡古人雅正者靡不尽黜，而偏奇者靡不尽收，不惟欲与一世沉溺，且将与汉、魏、唐人相胥为溺矣。”弹的仍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老调。他推崇严羽的《沧浪诗话》，认为“古今论诗者，不得不以沧浪为第一”，又说：“古今说诗者，惟沧浪、元美、元瑞为善。”因此，他论诗继承了严羽、王世贞、胡应麟的诗学观点，并在具体论述上有所突破，其基本内容有二，一是源流正变：“诗自《三百篇》以迄于唐，其源流可寻而正变可考也。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与言诗矣。古今说诗者无虑数百家，然实悟者少，疑似者多。钟嵘述源流而恒谬，高棅序正变而屡淆，予甚惑焉。于是《三百篇》而下，博访古今作者凡若干人，诗凡数千卷，搜阅探讨，历四十年。统而论之，以《三百篇》为源，汉、魏六朝、唐人为流，至元和而其派各出。析而论之：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至梁、陈而古诗尽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至唐末而律诗尽敝。”所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旨在理出诗歌发展变化的头绪，探明不同时期诗歌的继承沿革关系，虽说是为取法古人作准备，还是有其史学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正变的论述：“律诗由盛唐变至钱、刘，由钱、刘变至柳宗元、许浑、韦庄、郑谷、李山甫、罗隐，皆自一源流出，体虽渐降，而调实相承，故为正变；古诗若元和诸子，则万怪千奇，其派各出，而不与李、杜、高、岑诸子同源，故为大变。”在前一段话中，有“正”与“变”一对概念，在这段话中，又提出“正变”与“大变”一对概念，“正变”指变而不离其宗，“大变”指变而派别迥异。这种正变关系说，是从高棅《唐诗品汇》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等名目发展而来，较为简单明了，以之评诗有独到之处：“宋主变，不主正，古诗歌行滑稽议论是其所长，其变无穷，凌夸一代，正在于此。或欲以论唐诗者论宋，正犹求中庸之言于释、老，未可与语释、老也。”这种以“变”观“变”的眼光，肯定了宋诗自身的价值，反对以唐诗的标准要求宋诗，是七子所没有的，从中可以看出许学夷的通达高明。他不无自得地说：“诗先定其正变，而后论其深浅，否则愈深愈僻，必有入于恶怪者。”“元美、元瑞论诗，于正者虽有所得，于变者则不能知；袁中郎于正者虽不能知，于变者实有所得。”
二是对前代诗论、诗选的批评。《诗源辨体》以两卷的篇幅专门讨论这个方面的问题，在以前的诗话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对于前代的诗论，许学夷认为：“古今诗赋文章代日益降，而识见议论则代日益精。……试观六朝人论诗，多浮泛迂远，精切肯綮者十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则又穿凿浅稚矣。沧浪号为卓识，而其说浑沦，至元美始为详悉，逮乎元瑞，则发窾中窍，十得其七。继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贯之，当必有在也。盖风气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理势之自然耳。”大抵复古主义都持文化退化论，此姑不论，有意思的是他指出“研究日深”而肯定了晚近的文学批评，而对唐以前的诗论评价不高。对诗歌选本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因而他对历来受人尊重的《文选》及唐人选唐诗都不以为然。许学夷根据七子格调说的观点，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诗歌批评史观：“古今人论诗，论字不如论句，论句不如论篇，论篇不如论人，论人不如论代，晚唐宋元诸人论诗多论字论句，至论篇论人者寡矣，况论代乎?予之论诗多论代论人，至论篇论句者寡矣，况论字乎?”“诗有本末，体气本也，字句末也；本可以兼末，末不可以兼本。”这是一种总体把握的论诗方法，应当承认其中的合理性。关于选诗方法，许学夷提出了一条值得重视的意见：“予尝谓选诗者须以李选李，以杜选杜，至于高岑王孟莫不皆然。若以己意选诗，则失所长矣。”历来的诗歌选本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主观的，通过选诗体现选者的文学观点和兴趣爱好，如钟惺、谭元春的《诗归》；一是客观的，尽可能挑选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诗人风格的作品，也就是许学夷所主张的选诗方法。二者孰优孰劣，似可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诗源辩体》虽是在复古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的，但态度较为客观通达，对诗歌发展的各种现象条分缕析，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其在中国诗话史上的地位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诗源辩体》初刻本为十六卷，刻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后经修订，由陈所学于崇祯十五年(1642)刻成三十八卷足本。以后又有恽毓龄于1922年用仿宋聚珍本排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杜维沫校点本是一个最新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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