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赵士喆※撰。此为赵谈诗著作。全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为总论，计有二十四条；下卷四十三条，其中论各种诗体二十一条，列论诸家二十二条。诗体论及四言、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等；诗法论及其选字用词、声韵、对偶之法：所论诸家，上自《诗经》、魏晋，下迄明代，颇为严整。尤以论明代诗人、诗学、诗派为公允。
作为明末遗民，赵氏颇忠心明室，明亡后，即偕二子遁迹山中，有不食清粟之风节，又曾著《星纲录》、《建文年谱》；作为诗论家，赵氏颇受杜甫奉儒守官思想的影响，故其论诗，亦持儒家诗教。其自明著书宗旨说：“诗莫盛于《三百篇》，谈诗者莫精于孔、孟。孔子曰：‘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则诗之妙尽矣。”“自四言变为选体，又变为歌行、律诗，对偶精工，未免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然真能得孔、孟之旨者，即对偶中自饶神理，不惟律绝不异于风雅，宋词、元曲亦原不异于律绝，此吾谈诗之第一义也。”论诗歌创作，“莫盛于《三百篇》：论谈诗者，“莫精于孔、孟”，此颇有刘勰《文心雕龙》“征圣”、“宗经”之意。至于历代诗体、诗学发展，赵氏颇为通达，但仍须以“圣”、“经”之旨为归。由于赵氏所执儒家诗教，故对杜甫理解颇深刻，学杜之论，亦颇中肯：“然学杜者如之何，无以杜诗学杜诗，而求杜诗之所从出，则不铢两揣摩，启口声容已得少陵之神髓矣。”赵氏提倡学杜当学其根本，忠君、爱国、爱民，则庶可得其神髓，此实高于前后七子学杜甫“格调”之论。
赵士喆身处明末，对明中叶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竟陵钟、谭之论有深切的体会，又其人虽往，其论犹在，党同伐异，淆乱之情，在所难免。故赵氏“来往哲名言，友朋诸论及管窥之偶得者，汇为一帙。”作《石室谈诗》，意在权衡复古、竟陵诸派，折中格调、性灵之论，其所持论皆公允，如第五条评王世贞《艺苑卮言》：“确乎为后学之必遵。其所短者，深于法而浅于情，重于词而轻于理，此取于流连光景之资，于所谓兴、观、群、怨者未曾着眼。钟、谭二子，仍出豪杰之谈、一扫文人之窠臼。略体格而遵性灵，诗人之妙，有在于牝牡骊黄之外者。弇州不能识而彼独识之；其所评诗有通于性命，经济之旨者，弇州不能言而彼独言之。所云弇州不逮者此也。然竟存矫枉，太逞偏锋，又长于论古诗而短于论近体。”“余以此道，譬之八股。师弇州者，高可决科，次者亦有庠序；师钟、谭者，高则垂世，下则不足保其青衿矣。故学诗未成者，不可不服膺元美(王世贞)，诗格稍就者，不可不参酌钟、谭。”此论大善。可谓不偏不倚，不折不扣，尤于复古、性灵二派之优劣弊端，皆剖析入理，其公允持平，纵使王世贞及钟、谭诸子当面对质，亦当敬谢称服。
赵氏感叹诗坛风气之变，感于执此攻彼，不知调和综合的时弊，《石室谈诗》第十七条说：“予犹记二十年前与宿氏评诗，止知二李(李梦阳、李攀龙)，未免重格调而薄性灵。十余年来，三尺之童，矢口皆钟、谭一派。献吉之大，于麟之高，尽成刍狗，…予于是不能无惑。”此论不仅折中二李、钟谭；调和格调、性灵，亦见二派之消长，时风之所趋，识者之忧患，以一明人口吻道之，非惟见赵氏识力之精湛，亦可为治明诗史者提供一生动真实之史料。
明亡，赵士喆偕二子入山遁迹，其谈诗“石室”，或为其山中居室，未可知也。然此书其自署作于“癸未仲春”，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为明亡前一年，第二年即清顺治元年(1644)，抑或赵氏不纪清人年号，是亦可疑者。明之将亡，诗坛仍流短飞长，攻伐不止，实为可悲者。由撰年可知，赵氏菁此，或恐有调停诗论“内战”，收束有明一代诗学之意。读者诸君，不妨忖度之。
有永厚堂所印《东莱赵氏楹书丛刊》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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