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圣叹著。一卷。《古诗十九首》其第十二首，历来有合作一首者，亦有分为二首者，金氏取后者，故是书所解《古诗》，号称二十首。金圣叹十分推崇《古诗》，誉之为“韵言之宗”，其解法，一如解唐才子诗，解杜诗，采用分解之法，他认为：“读古人书者，于断处知其续，于续处知其断，则金针度人矣。”而在具体析解时，较解唐律诗灵活，有析为一解的，有析为半解的；一首之中，有析为三解的，也有析为四解的。他认为读古乐府，须从乐律入手，“乐府以示伶人，使知音节停顿处耳”，“此又续中之断也”。批评以前论诗者，“毋论长篇短幅，必以四句一解为定体”，是一种机械的死法。何处当断，何处当续，是解诗的基础，“解体既定，严整在此，神变亦即在此”。故每首诗前有总说，诗中注明该于何处“解断”，又有分说，或一解一说，或半解一说，也有二解、三解一说的。
《古诗解》最大的特点，是将二十首诗看作一个整体，“分之，则叠架二十首；合之，只斗接成一首。”虽在金氏之前，早已有人提出此说，然金氏从章法结构入手，所见又别具一格。如解第一首第一句“行行重行行”，认为“此句为二十首总冒”。解第二十首，认为“此首总收前十九首，无限热闹，尽归冰雪，知累累千余言，皆从无字句处架造，皆从无字句处收拾矣”。各首之间，亦力求找出其内在联系，如第四首第三解后注：“第五、第六、第七三首，俱从此解生出，奇绝!”又如解第十七首：“此首该直接《冉冉孤生竹》一首，而中间却杂入如许波折，文笔纵恣如至。然如此纵笔，而不病开多合少者，中间接缝斗榫处自紧逼严凑耳，此文之贵有来路去路也。”金氏认为：“古人用笔，笔笔俱为全局布置，如用兵者，非算全阵，不可调遣一人也。”不仅重视章法，而且注重句法、字法在诗中的作用。如第一首最后几句，金氏以为“渐说渐迫，势如泻瓶矣，忽用一句截住，缩笔灵妙”，“又忽用一句掉尾，添笔更灵妙。意其说，却忽然止；意其止，又忽然说，蜿蜒夭矫至此”。又如解第三首“冠带自相索”一句，认为“‘自相索’三字，写尽不堪，以为上文‘相娱乐’映衬，妙笔，妙笔，妙笔!”解第五首时，谓其“先叙声，次叙曲，次叙叹。琐细处，用笔俱有位置。”均于这些细微处体会《古诗》的匠心。
在析解《古诗》时，金圣叹又间或引出《诗经》、《史记》、《汉书》及唐诗的写作手法，与《古诗》作比较，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古诗》的艺术特色，如解第二首，谓“《史》《汉》列传中，常用此倒笔，不意韵言亦有之也”。解第十七首谓“少陵梦太白诗，亦用‘羽翼’字，但此是觉后语，彼是梦中语，用法各变。”解第十八首时，又谓“读此，乃叹孟浩然于上前诵‘不才明主弃’诗，可谓不善言情者矣”。通过比较，《古诗》的艺术手法就更加鲜明清晰了。《古诗解》虽以分析篇章结构为主，但金氏于解析之时，亦时常见文生情，抒发感慨，如解第一首，谓“读至此，觉《国风》‘我躬不阅’二句，犹为情浅，真忠孝血泪之言。”解第八首，谓“情深调曲，十二句竟可作一篇《离骚》读，解第十一首，认为“立身处算到荣名两事，是万无如何之词”，“写至此，为千古忠孝人洒泪矣”。从中约略可窥见金圣叹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思想倾向。
在《古诗解》中，还有些议论，可视为金氏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颇有参考价值。如论诗歌章法与节奏的关系：“笔墨如山水然，有融结处，有脱卸处。融结，其着意处也；脱卸，其不着意处也。必有几段不着意处，以宽前后之步，使一路连绵滔滚，复就舒徐，而后无促音急节之病。”又如对“辞达”的解释：“此句为作诗文总诀。夫‘达’者，非明白晓畅之谓，如衢之诸路悉通者曰达，水道之彼此引注者亦曰达。故古人用笔，一笔必作数十笔用。如一篇之势，前引后牵，一句之力，下推上挽，后首之发龙处，即是前首之结穴处。上文之流纳处，即是下文之兴波处。东穿西透，左顾右盼，究竟支分派别，而不离乎宗。非但逐首分拆不开，亦且逐语移置不得，唯达故极神变，亦唯达故极严整也。”将“辞达”解释为变化与严整的对立统一，从美学角度看，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金圣叹先生传》，称金氏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唯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遂以为戒。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则《古诗解》一书，当作于金圣叹晚年。此书有《风雨楼丛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金圣叹全集》本。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