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圣叹※著。七卷(一作十卷)。卷一为序言，卷二为选诗目录，卷三以后为正文，皆分卷上、卷下。后附《圣叹尺牍》(一名《鱼庭闻贯》)，系其生前与友人往来信札中论及唐代律诗的部分，以及题于书籍空白之处和壁间柱上的论诗之语。是书所选，均为唐七言律诗，其《序言》叙其编撰缘起称“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实存五百九十五首)，则又强欲予粗为之序，予又不能辞也，因复之序”。故是书实为金圣叹为儿子解说唐诗的实录。名为选批，其特点则在于讲解。全书于每一诗人之下，系以小传，简述其仕履著述及遗闻佚事，而后对所选之诗进行分析讲解。
金氏论诗推崇盛唐，将振兴盛唐统绪视之为“名山之业”，而于唐诗中尤喜爱律诗，称“今诗莫盛于唐，唐诗莫盛于律”(《与许无庵之溥》)。“故夫唐之律诗，非独一时之佳构也，是固千圣之绝唱也，吐言尽意之金科也，观文成化之玉牒也。其必欲至于八句也，甚欲其纲领之昭畅也；其不得过于八句也，预防其芜秽之填厕也。”(《序言》)以为唐七律诗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完美，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所选批唐人七律，亦颇有眼光，徐增《而庵说唐诗》云“七言律已经圣叹选批，尽此体之胜。”又谓“余说唐诗，总不能出圣叹范围中也”。
金氏解析唐诗，采用的是分解之法，即将一首律诗，分为前后二解。他认为一首七律五十六字，其精义往往在“八句五十六字中间空道中”，须悉心解剖，仔细揣摸，方能体会到诗人的苦心和作诗的奥妙。他认为“分解而后知唐人律体之严，直是一字不可添，一字不可得减也”(《与顾掌丸》)。至于这种分解之法是否能探得唐人七律的真谛，他颇为自负：“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间，犹牛之謋然其已解也。”(《与徐子能增》)对于这种分解之法，虽然当时就已有人提出非议，但以分解之法读诗，能帮助读者深入体会诗人的立意、布局以及用笔、起结、开合等幽微之处的精妙，确有其科学和合理的一面。而且金圣叹才气横溢，识见高卓，于分析议论之间，往往能别开生面，出人意表，徐增称其“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彻，便出一手”(《而庵诗话》)，观圣叹所解唐诗，常常有豁然开朗之感。如解郑谷《鹧鸪》一诗：“前解写鹧鸪，后解写闻鹧鸪者。若不分解，岂非庙里啼，江岸又啼耶?”又如解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一诗，逐字逐句加以分解，体会诗中“欲告诉过岭苦趣，忽折笔反先致问都下”的章法之妙，感叹“后来唐家三百年诗人如山，但学得此一折笔者，便自雄视一世，鼎垂千年去也。先生开创之功，岂可诬哉!”此类精辟之见，于书中俯拾皆是。《选批唐才子诗》虽重在讲解唐诗章法、句法和字法，而在解析过程中，亦时时能窥见金氏的论诗主张。如解崔颢《黄鹤楼》，谓“通解细寻，他何曾是作诗，直是直上直下放眼恣看，看见道理却是如此，于是立起身，提笔濡墨，前向楼头白粉壁上，恣意大书一行。”与后附《圣叹尺牍》中“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以及“诗如何可限字句?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之一声耳”等语一以贯之，表达了作者认为诗歌创作必以真情为前提的主张。又如郑谷以咏鹧鸪一诗闻名，时称“郑鹧鸪”，而郑谷之得名，又主要是因了诗中“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两句，金氏则以为这两句“实未必佳”，他认为，“咏物诗纯用兴最好，纯用比亦最好，独有纯用赋却不好”，而郑谷之两句诗“犹是赋也”，“我则独爱其‘苦竹丛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兴之遗也”。反映了金氏论诗重比兴而轻赋的观点。
为了使人们正确理解他的分解读诗法，金圣叹在与友人的信札中多次提及这种方法，并详加说明，如指出：“分解不是武断古人文字，务宜虚心平气，仰观俯察，待之以敬，行之以忠。设使有一丝毫不出于古人之心田者，矢死不可以搀入也。”(详见《圣叹尺牍》)以澄清人们对分解的误解。当然，金圣叹在解唐诗时，也有一些偏颇和牵强之处，须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有有正书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标点本及江苏古籍出版社《金圣叹全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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