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吴乔※著。一卷，共二十七条，皆论诗、评诗语。实则此书只是吴乔《围炉诗话》※(共六卷)中的散篇文章，不得以著述视之。丁福保辑《清诗话》时尚未见到《围炉诗话》，故以此篇列为《清诗话》中之一种。
吴氏论诗主旨是“意为主将，法为号令，字句为部曲兵卒”，又云“诗贵出于心”。(俱见于《围炉诗话》)在《答万季野诗问》中，这种主旨也随处可见。在此书中，吴氏极诋明人之诗而崇唐诗。他说：“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论其本力，尚未及许浑、薛能，而皆自以为李杜岑高。故读其诗集，千人一体，虽红紫杂陈，丝竹竞响，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黄茅白苇而已。”他进而分析明人之诗“千人一面”而无个性的原因时说：“唐人作诗，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至于空同，唯以高声大气为少陵；于鳞，唯以皮毛鲜润为盛唐，其义本欲振起‘中’、‘晚’而不知全无自己，以病为药也。”唐人的“自述己意”，出于性情，发其胸臆，所以富有真情实感。而明人之诗必欲人人说好，就只能“陈言剿句，万篇一篇，万人一人”而“全无自己”了，根本看不见作者的个性和情感的诗，“唯堪应酬之用，何足言诗?”这种讥弹大抵是确中明人之弊的。诗中“全无自己”的弊病尤其明显地体现于一些应酬诗中，因此，吴乔对盛行于明代诗坛的拟古诗、步韵和韵之作深恶痛绝，他抨击这些作为阿谄奉承的工具来使用、无病呻吟的作品时说：“以句凑韵，以意凑句，扭捻一上，自心自身，俱不照管，非做韵而何?陷溺之甚者，遂至本是倡作亦觅古人诗之韵而步之，乌得不为愚山所鄙哉?”宋明两代酬唱之作，多为重韵轻诗之什，这种倾向，违背了诗美源于“情真”的本质，实际上是在做韵而非做诗，诗人之“意”也就荡然无存了。吴氏沿袭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仪，所谓性情也”之说，认为如果以性情为诗之源，以“六义”为作诗之途径、手段，再细读唐人之诗，取法乎上，自必深有所得。吴氏论诗所提出的“意为主将”、“自述己意”之说以及反对拟古、唱酬的观点，对当时诗坛不啻为一药石。
《答万季野诗问》有《适园丛书》本、《清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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