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毛先舒※著。四卷。书前有陆圻序，书末有作者《自叙》。《自叙》称此著“作于乙之首春，成于壬之杪冬，首尾八年，虽中多作辍，然用意亦勤矣。其初犹多，芟薙得简。”堪称呕心沥血。何谓“诗辨坻”?陆圻序阐释说：“昔子云之目《方言》曰：‘如鼠坻之与牛场也，用则实五稼、饱邦民，不用遂为粪壤抵之于道。’兹毛子乃取义于坻，殆莫必其传耶?”这表明此著旨在吸取前人理论，辨论历代作品，以求有益于“广诗于天下”。此著“评历代之诗，首为《总论》，次为《经》，次为《逸》，次为汉至唐，次为《杂论》，次为《学诗径录》，次为《竟陵诗解驳议》，而终以《词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条分缕析，皆贯穿其诗学观点。
《诗辨坻》的写作动机乃缘于一个重要文艺思想，即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大力标举以诗作为讽上化下的工具的功利观。如论述诗“陈美”、“讽恶”的政治功能，强调为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君父攸关”，但亦可“直斥不讳”。总之，一切服从于使“上既足以彰知贞淫，而下亦得婉寓怨讥”的职能。可见毛氏对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的传统观点有所改造。“温柔敦厚”的思想实际上又包括从艺术原则或艺术表现角度标举含蓄酝藉的美学思想的内涵，其合理因素是可取的。毛氏推崇艺术表现的“微而婉”，“旨归酝藉”；含蓄者，诗之正也；讦露者，诗之变也。论者必衷夫正而后可通于变也”(《诗辨坻·自叙》)，即惟“含蓄”才是诗艺术原则之正道。但是他一概排斥所谓“讦露”、“鄙俚”，反对“愤气侠中”，特别对于元稹、白居易那些“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篇什予以贬斥，又暴露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的落后保守性与消极影响，亦反映了他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并与其“直斥不讳”说相悖。《诗辨坻》既主“温柔敦厚”，就有个以什么来“敦厚”教化人心，以及含蓄酝藉的核心是什么的问题。这就是诗歌的本质或曰感情。对此毛氏未尝没有一定认识。他正确地指出诗为“心声”，诗为“哀”、“愉”之“情语”，“《诗》三百篇，大抵言情为多”，这都道出诗抒写情志的本质特征。毛氏论述了诗人的感情、气质、个性等主观因素与诗的风格的密切关系：“言者心声，而诗又言之至精者也。以此征心，善廋者不能自匿矣。”“以诗征心”※命题的提出与阐发是有价值的。于此，毛氏正确地指出学诗途径之一：“欲学夫诗，先求其心”，这是从加强诗人主观思想修养方面而立论。但是，《诗辨坻》把大量笔墨花费在从形式上“学诗”之途径的论述上，并步入复古主义的歧路。学诗“入门须正”的观点，倡导以盛唐之前的古诗为学诗之圭臬，认为“四百年间几无诗焉”，其复古思想简直比明七子“诗必盛唐”说还彻底。针对明代的“性灵说”，毛氏又继续鼓吹“格调说”以抗衡，所谓“盖诗必求格”。《诗辨坻》之主复古、尚格调虽然有严重的局限，但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毛氏针对明末、清初诗坛之弊端，公安、竟陵所为诗存在或油滑“佻悦”，或“纤猥”地表现“幽情单绪”(钟惺《诗归序》)等弊病，而大力标举刘勰的“风骨”※说。所谓“风骨”，乃是对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的要求，大体包括思想感情要表现得鲜明爽朗，语言宜劲健有力等。总之，此著美学价值不很高，但它反映了明代诗坛复古与反复古斗争于清初仍在延续的历史实际，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稍后的乾隆诗坛沈德潜※格调说与袁枚※性灵说※的论争的历史渊源亦有参考价值。另外，此著逻辑较严密，体现出系统性，亦十分可贵。
《诗辨坻》有清初毛氏思古堂刻本，今有郭绍虞先生选编的《清诗话续编》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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