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毛奇龄※著。八卷，一百八十九则。这是一部合诗论、记载诗词等韵事、历代掌故以及考证词语、名物为一体的著作，而以记载考证等为主。相对而言，诗论在全书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是书中考释词语、名物、作家、诗词等的内容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其中有不少是考辨唐代诗词、作家、名物等的。毛奇龄为清代著名学者，学识较博，故书中考证时有可取，如卷三辨旧传西湖白堤为白居易所筑之误，即举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之句，说明此堤本名白沙，有时单称白堤，因“白”字与白居易之姓偶合，故有此误，这是有说服力的。但也有不少考证缺乏确凿证据，难以使人信服。如卷七考刘禹锡《柳州峒氓》一诗为柳宗元所作，缺乏确凿证据；而辨唐诗格律，谓唐人七言的诗句“必四字一住，此不易之法”，结论下得过于轻率，这类情况书中并非偶见。此外，书中记载同时代诗人，包括当朝皇帝、作者自己、作者诗友以及其弟子徐昭华等的诗词等内容也较多，且不少记载当时时事、宫廷轶闻、民俗民风等类。
毛奇龄论诗崇唐抑宋，带有鲜明的倾向性，门户之见甚深。他对唐代诗人大都加以揄扬，而对杜甫、白居易等尤其推崇。《诗话》中还时时引述别人宗唐抑宋的观点，引以为同志。甚而爱屋及乌，对唐人的台阁体诗也加以肯定，誉之为“高文典册”。而对宋以下的诗歌，则一概加以贬斥，尤其不遗余力地贬斥清代宋诗派、元明诗派等诗人。他认为“向学宋诗者，椎陋恶劣，下者类田更，上者类市侩，丑象已极，……近一变而为元诗为初明诗，力务修饰，争采诸琐细隐秘语字装缀行间”，“明诗与唐诗绝远，惟何大复稍得刘文房体貌，而余皆不及。若嘉隆七子，则第仿盛唐影响，近所谓得其浮廓者，其于唐人刻划深挚，循题即事之法，全然不晓，而目为唐诗，冤矣。近以恶明诗而并恶及唐，识者谓恶丑及顷，恶阳虎而及孔子”。对于宋以后诗的贬斥，到了偏执一端，不及其余的程度。即如宋代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一名句，人以为远胜唐人，而毛奇龄举唐人“花间觅路鸟先知”句，认为“鸟先知”则可，“鸭先知”则不可，“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先以鸭，妄矣”，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强词夺理的偏见，也反映出作者对诗歌艺术的隔膜不通。细考作者对唐代个别诗人的态度，更可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如他偏爱杜甫、白居易，不大喜欢李白，反映出他喜欢现实通俗一流的诗歌，而不甚喜欢浪漫而文采斑斓的诗歌。李商隐的无题诗虽风格含蓄朦胧，其艺术性却是不容抹煞的，但毛奇龄在诗话中将其斥之为“半明半暗，近通近塞，迷闷不得决，盖其人质本庸下，而又袭元长之习，原无佳诗，乃复襞积故事以镘补之，不特调卑气塞，无言外之意，前人所云乏神味者。即其句中求其意之通、调之浃，使人信口了了，亦不可得，他不足论”，就十足显现出作者对诗歌的外行。《诗话》中既称“诗以雅见难”，“亦以涵蕴见难”，“又以不著崖际见难”(卷五)，事实上却又反对这样的诗歌，表现出毛奇龄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他反对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提出的“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观点，看来似赞成学问之诗，但却并不赞成、不欣赏这样的创作实践，也反映出这一矛盾。总之，此书不乏参考价值，但美学价值不甚高。
《西河诗话》有《西河合集》康熙本、乾隆修补本、《昭代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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