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纳兰性德※著。此系单篇专论，收录于《通志堂集》卷一四。此文开宗明义，便指出“世道江河，动成积习”，“十年前之诗人，皆唐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宋；近年来之诗人，皆宋之诗人也，必嗤点夫唐，万户同声，千车一辙”，表明此文是作者不满当时诗坛的现状，有感而发之作。在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两派纷争不休的情况下，性德极力反对这种模拟之风，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诗歌主张，反映了作者清醒的文学认识和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才具。
性德认为，诗的生命力，在于其真实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他在文中引《尚书·尧典》语：“诗言志”及虞挚语：“诗发乎情，止乎礼义”，认为“此诗之本也”。这种真情的具体表现便是诗人及其作品的鲜明的个性。他举出中国文学史上一些名垂千秋的诗人诗作，“未闻有临摹仿效之习也”。比如“古诗称陶谢，而陶自有陶之诗，谢自有谢之诗。唐诗称李、杜，而李自有李之诗，杜自有杜之诗”。为此，他尖锐地批评了明代以来诗坛上的模拟之风，以为模拟之善者，犹“为新丰之鸡犬”，模仿不善者，则“为鲍老之衣冠”。嘲笑他们“盖俗学无基，迎风欲仆，随踵而立”；观其诗作，则如“矮子观道场，随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宁不悲哉!”为了进一步说明诗人个性的重要，他拈出一则当时诗坛上的趣闻：“钱饮光(澄之)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意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以为钱“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
既然诗歌的生命在于真实的感情和鲜明的个性，那么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就必须从自己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去体会和寻找诗歌的灵感：“人必有好奇缒险、伐山通道之事，而后有谢诗；人必有北窗高卧，不肯折腰乡里小人之意，而后有陶诗；人必有流离道路，每饭不忘君之心，而后有杜诗；人必有放浪江湖，骑鲸捉月之气，而后有李诗。”他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明确表达自己的诗歌创作主张：“有客问诗于予曰：学唐优乎?学宋优乎?予曰：子无问唐也宋也，亦问子之诗安在耳!”
虽然如此，性德并不否认诗歌创作中对前人经验的学习与借鉴：“客曰：然则诗可无师承乎?曰：何可无也。”他举出杜甫的论诗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认为对前人的经验，亦须“转益多师”，但这种学习，必须采取以我为主的态度，既要多学古人，又不可为古人所误，“凡《骚》、《雅》以来，皆汝师也，今之为唐为宋者，皆伪体也。能别裁之，而勿为所误，则师承得矣。”在《渌水亭杂识》中，这种观点表达得更为明确：“诗之学古，如孩提不能无乳母也。必自立而后成诗，犹之能自立而后成人也。明之学老杜，学盛唐者，皆一生在乳母胸前过日。”可谓《原诗》中这种诗学观点的生动注解。
性德举乡试时，座师为经学家兼史学家的徐乾学，后又从徐乾学学，“执经左右十有四年”，故在经学、史学上亦颇有造诣，梁启超称其“刊《通志堂经解》，为经学家津逮。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饮冰室文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对文学的看法，如视文学为余事，论及诗、赋等文学形式时，必追溯其源头至《三百篇》，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复之于经，故能以六经持万世文章之变，即诗赋一道，尤可以见贤人君子之用心。”(《赋论》)往往从正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文学价值的理论依据，但这样并未影响他在诗歌创作中力主真情与个性的鲜明立场，他对于才、学与性情的关系是这样处理的：“亦须有才，乃能挥拓；有学，乃不虚薄杜撰。才学之用于诗者，如是而已。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渌水亭杂识》)而作为一位词学大家，他在诗词创作中，正是由于真情流注，故能以独特的风格超越于同辈之上。
《通志堂集》，有康熙年间刊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等各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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