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陆昆曾“著。一卷。是书收录李商隐七律诗凡一百十七首，前有序言及凡例，并附录历朝诗话中关于李商隐的诗评十七则以及李商隐本传。
陆氏解李商隐诗，独取七律，不及别体，是因为七律是李之所长。他认为李诗“意在规模老杜”，然古诗只“得其质朴而气格韵致终逊之”，五律“亦稍薄弱”，“唯七律直可与杜齐驱，其变化处乃神似非形似也”，故选其七律加以析解，“正表义山所长耳”(《凡例》)。颇有见地。
《李义山诗解》之作，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成于雍正二年(1724)，历十余年，为陆氏心血之所注，而解诗方法及所解之诗，亦多有独到之处。其解诗，自称“唯于虚处、活处发明作者之意”，因为“古人有作，当事迹已亡，典故无考，唯虚字、活字或可用心体度而发明之”(《序言》)，实即以诗歌本文为诠解诗意的基础，而不搞穿凿附会，故陆氏所解李诗，虽时常有与前人不合之处，然由于从诗之本文出发，立论就比较实在。如《锦瑟》一诗，其寓意历来众说不一，陆氏主“悼亡”之说，依据则是“尝逐字逐句求其着落”。认为颂瑟本二十五弦，今日五十弦，是一齐断却，一弦变为两弦故也。曰无端者，出自不意也。‘一弦一柱思华年’，从比意说到人身上来”。由此一路说下去，则全诗豁然贯通。又如解《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一诗时，引杨孟载(基)之语，“义山无题诗，皆寓言君臣遇合，诚得其旨矣”，虽同意杨氏之说，但解诗之时，并不发挥，仍然“第就本文诠解”，认为诗中寓意，当由读者自己悉心体会，“读书论世，在学者自得之而已。”故《诗解》全书，很少引用故实，只是在“有故实不明，本句之意不出”之时，才稍加引证，而引证是为了解释诗句，“凡引证处皆诠解处，与注释不同”(《凡例》)。而在探索李诗的艺术手法方面，着力甚多，“余解义山诗，欲使后人知作者用意并篇法句法所在耳”。(《凡例》)如解《送崔珏往西川》，指出“全诗主意，定于起处两言，下便承此一笔扫去，更无窒碍也”。“收拾中四句作结，此诗家大开大阖法也”，分析诗歌的章法结构对于表达诗歌主题的作用。又如《筹笔驿》，是一首咏史诗，而陆氏解此诗时，不论其史识高下，而论其章法字法，认为从来作此题者，“多涉游移”，“苦无生气”，“唯此最称杰出”，而杰出之处，则“妙在衬贴‘猿鸟’、‘风云’等字，又妙在虚下‘犹疑’、‘常护’等字。”“以祠庙应‘驿’字，以《梁父吟》应‘筹笔’字，法律最严”。诸如此类分析议论，书中比比皆是。
陆氏于李诗的艺术特点致力既多，对李诗的精微之处亦每有会心独到之处。如李诗善用典故，然情致婉曲，读之不嫌过实，陆氏以为“由用活字也”。指出李诗往往虚实相应，以虚化实，“学者熟此，便知能实能虚之法，且知实处皆虚之法。”(解《对雪二首》)又在解《牡丹》一诗时，分析李诗气盛与用典的关系，“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数十百篇，而无出义山右者，唯气盛故也。”“生气涌出，自首至尾，毫无用事之迹，而又能细腻熨贴，诗至此，纤悉无遗憾矣。”还注意到了佛学对李诗的影响，“义山事智玄法师多年，深入佛海。”“可知义山素通禅学，奇章秀句，皆从慧业中得来。”(解《题僧壁》)这些见解，均可作为研究李诗的重要参考。李诗由于用典过多，意旨隐晦，向多疑义，故陆氏在解析之时，持论比较严谨。尤其是论及李诗的主题或寓意，往往引李诗集中他诗相证，如解《锦瑟》一诗时，就全文引了李集中《房中曲》、《散关遇雪》二诗及《上河东公启》一文，所谓“自信非穿凿附会之比”，亦“不敢以臆说妄参”。又在解李诗时，往往联系同一体裁乃至同一题目之唐人诗加以比较，以为“不读全唐各家诗，
不知义山用意之高”(《凡例》)。此外，还在解诗之时，特别指出李诗比兴手法所用之妙，提醒读者如“就本句索解，不特意味嚼蜡，且与通篇未免艮限列夤”，故“遇诗中比兴处，特为一一拈出”(《凡例》)，亦是此书的一个特点。
《李义山诗解》，有康熙四年刊本及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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