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世举※著。一卷，六十余条。主要是论诗，也有少数记述自己在诗歌创作、评论中的交游活动。前有简单的自序，交代诗话是自己学诗读诗的体会。他自称少时随朱彝尊游学，接受朱氏诗学，后又与其他诗人结交，诗话也“屡失屡作”，为其侄宜田所集，晚年编定，“举示儿辈，二儿可之，录之成编”。诗话总的持论是强调诗歌既要继承前人，又要创新，且重视形式格调，其论述也时有新见。
在继承前人诗歌方面，诗话强调学唐宗杜：“诗屡变而至唐，变止矣，格局备，音节谐，界画定，时俗准。今日学诗，唯有学唐。唐诗亦有变，今日学唐，唯当学杜。”这是因为，诗于唐时，从形式上讲，确已完备。所谓“格局”、“音节”、“界画”等，主要是指诗歌的形式。而唐诗在形式上又是以杜甫为宗，杜甫诗歌集中国古诗之大成，各体皆备。所以，方氏自称“余家传诗法多宗老杜”。诗话花了很多篇幅论述杜甫各体诗歌的特色和成就，如：“七古音节，李承六朝，杜溯汉魏”，“古乐府必不可仿……杜自为新题，自为新语；元、白、张、王因之”。“唐之创律诗也……唯有老杜，法度整严又宽舒，音容郁丽而又大雅，律之全体大用，全科玉律出。”“七排似起自老杜，此体尤难”，“长篇以老杜为最”，“换韵，老杜甚少，往往一韵到底”……几乎肯定了杜甫在古诗各方面的成就。强调继承，又十分强调创新，这是诗话论述的另一重要内容。诗话提出了“文格前一代高一代，文心后一代进一代”的著名论点。所谓“文格”，是指形式，因为诗的各种形式前人已经创造完备，难以创新，应以继承为主。而“文心”，指的是诗的内容，诗人的性情，这应该创新，日益前进。诗话引用白居易的“诗到元和体变新”说明：“岂元和前腐臭耶?但日益求新耳。”如果不在内容上创新，则容易雷同，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明末好袭之以为复古，腐烂不堪，臭厥载矣。”明代的“复古”、因袭模仿前人，大量的摹古、拟古之作充塞诗坛，正犯了此病。诗话对此提出了批评。诗话还对诗史上的“齐名”诗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诗之有齐名者，幸也，亦不幸也。凡事与其同能，不如独胜。若元、白，若张、王，若温、李，若皮、陆，一见如伯谐，仲谐之不可辨，令子产‘不同如面’之言或爽然……”这也是从创新角度而言的。重视诗歌形式也是诗话的基本思想。诗话不仅对诗的句法、章法、韵律，作了许多论述，还对诗中的各种不同体式提出不同要求。他引用宜田的话说明律句与排句的区别在于“排句稍劲荡耳”，“音节承递间读之，自不可易”，律诗只要求中间四句对仗，体现不出气势，而排律篇幅长，则须体现出“气势”、“转折”。在句法用词上，诗也应体现出特色。诗话举例说明：“偶值春暖花开，思及宋子京得名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闹’字亦佳。但词则可用，字太尖。若诗，如老杜‘九重春色醉仙桃’，略迹而会神，又追琢，又混成。‘醉仙桃’，不可解，亦正不必求解。晋人谓王导能作无理事，此亦无理诗也。”形容春色，一用“闹”，一用“醉”，这是比拟手法，“无理而妙”，但前一词形容更为奇特，活泼，所谓“尖”，适宜于词，不适于诗。“诗庄词媚”，体式不同。
《兰丛诗话》据《清诗话续编》校点者富寿荪介绍有原刻本。今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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