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贺裳※著。三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卷是综论，包括对诗歌源流、诗歌作法及前人一些诗话诗论的评述，理论性较强。第二部分的“又编”一卷对唐一百三十一位诗人、“补遗”一编对宋代九十二位诗人进行具体评述。前面有眭修季所作序。“补遗”一卷前有贺裳“唐宋诗话缘起”，表明因不满“七子”等尊唐或尊宋的偏颇而特地进行评述。贺裳论诗基点是立足于诗歌艺术，兼顾内容，不废唐、宋，这使诗话不仅内容完备，且时见新意灼知。
诗话一开头就针对严羽※《沧浪诗话》※“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理原不足以碍诗之妙”，“非理尽可废也”；但他反对光讲理，认为“理”要和“辞”“相辅而行”。如果废理，则“立意浅直，固不足言”；如果“必字字牵入道理，则诗道之厄也”。诗歌是文学艺术，要使理(内容)与辞(形式)完美结合。这样的看法是辩证的，是对传统“言志”观点的突破。本着这一观点，诗话具体论述了诗歌的三方面内容：第一，关于诗的用事立意问题。“事”乃构成诗歌之“意”的重要材料，但不能滥用。一方面，要“贵于用意”，“用事亦有不可不详辨者”；另一方面，又不能实事确切入诗，“所谓镜花水月，不必果有其事”，要使事入诗后“必有味，斯佳”。这就是说，“事”要经过作者艺术处理入诗，为“意”服务，要有诗味。据此，诗话针对前人批评杜牧《赤壁》诗有悖于史的言论反驳：“诗人之言，何拘泥至此?若必执此相责，则汨罗之沉，其系心宗国若何!”第二，强调诗歌须含蓄，反对浅显直露。在评论钱起、王安石等人的诗时，赞扬他们的诗能“寓意远，托兴微，真得风人之遗”。而对于过分浅露的诗则批评：“作诗嫌于意随言尽”，“语直意浅”，“惜意随言尽，无复余音绕梁之意。又篇中曲折变化处亦少。”第三，崇尚自然真实。在评论陶渊明及唐代田园诗人的诗作时，赞扬他们的诗真实，自然，特别是赞扬了“千载一渊明”诗的朴素自然见真意，及“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而白居易等人仿作，则“便伤理浅”。
诗话在评述唐、宋诗人诗作时，也有两个特点。一是能从诗歌发展源流中去考察评论。在“缘起”中，作者对前人一概否定宋诗不满，认为“宋人之诗，实亦数变，非可一概视之”。如评论宋初诗坛时认为：“宋人先学乐天，学无可，继乃学义山，故初失之轻浅，继失之绮靡。都官倡为平淡，六一附之，然仅在肤膜包泽，未尝究心于神理。其病遂流于粗直，间杂长句，硬下险字凑韵，不甚求安，……后虽风气屡变，然新声代作，雅奏日湮，大率赋陈多于比兴，蕴藉少于发舒，求其意长笔短，十不一二也。”这样的评价较确切，批评也可谓切中时弊。第二是能于比较中发见各人特色，评判各人特长，颇为公允贴切。诗话将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温庭筠与李商隐、杜甫与韩愈等相关或相近的诗人放在一起评判比较。如评李杜：“太白胸怀高旷，有置身云汉，糠粃六合意，不屑屑为体物之言，其言如风卷云舒，无可踪迹。子美思深力大，善于随事体察，其言如水归墟，靡坎不盈。两公之才，非唯不能兼，实亦不可兼也。杜自称‘沉郁顿挫’，谓李‘飞扬拔扈’，二语最善形容。”这样的比效论述，比之严羽《沦浪诗话》中“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更为具体、详细了。
《载酒园诗话》最早版本约于康熙年间刊刻。今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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