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李重华※著。一卷。乾隆诗坛“沈归愚宗伯与袁简斋太史论诗判若水火：宗伯专讲格律，太史专取性灵”(钱泳※《履园谈诗》※)。“能于二家外别树一帜”(郭绍虞《清诗话·前言》)者则有此著。李氏亦自称“吾所言古人未及言也”(见《贞一斋诗说》，凡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此书分《论诗答问三则》与《诗谈杂录》两部分。书后有沈楙德之《跋》。
《贞一斋诗说·论诗答问三则》第一则开宗明义，提出“诗有三要”※的论旨：“意立而象与音随之。”后《谈诗杂录》部分又重申此旨：“夫诗以运意为先，意定而征声选色，相附成章。”何谓“音”?“曰：诗本空中出音，即庄生所云‘天籁’※是已。籁有大有细，总各有其自然之节；故作诗曰吟，曰哦，贵在叩寂寞而求之也。”显而易见，“音”是源于客观自然的音节。何谓“象”?“曰：物有声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称音也。如舞曲者动容而歌，则意惬悉关飞动，无论兴比与赋，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诗家写景，是大半工夫。”这表明“象”源于客观的“色”。“色”即事物的外观。诗人“摹色”、“写景”而构成诗歌之“象”，并有“恍然心目”之鲜明可感的特点。何谓“意”?“意之运神，难以言传，其能者常在有意无意间。何者?诗缘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此论虽欠明确，但大致可以得知：“意”植根于“诗缘情”※的特点，指诗人的思想感情。由此可知，“意立而象与音随之”、“诗以运意为先”的论旨乃强调诗人的思想感情及诗作思想内容的主导地位。李氏“诗有三要”的主旨又决定了其“诗有五长”之说：“以神运者一，以气运者二，以巧运者三，以词运者四，以事运者五。”这实际上是从另一侧面阐发“以运意为先”的诗论主导思想。以“意”为先是从作者的思想感情角度立论，以“神”为首则是从诗人创作思维的角度着眼。李氏又认为“神”与“气”是相辅相成的，神全则气盛，气足则神旺。李氏则强调诗人神思如天马行空，又强调诗人气势之充沛、有力，足以“入物于无间”。诗人既以神、气为主，则选词造句乃是从属之事：“词之妙，神气备而词从之也。若神气索而翦词求工，特貌似而实非其真。故古人命意以遣词，非因词以造意也。”首先，这里再次说明了“命意以遣词”与“神气备而词从之”原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神气与意是密切相关的。其次，强调了诗人的神气为创作的关键，神旺气盛才可以驾驭文字，借以表情达意。又，“以事运者五”，李氏把诗歌创作的使典用事置于末流，也是很有见地的。李重华还反对明七子以来的摹拟之风，而主张诗应有所创新。这与其论诗主旨是一致的。他认为：“初、盛、中、晚特评者约略之词，以观风气大概可耳，未足定才力高下；犹唐、宋时代之异，未可一概优劣也”。这与唯盛唐是崇的复古观点显然是针锋相对的。诚然，总的来看唐诗成就高于宋诗，但不可绝对化地“一概优劣”。唐诗并非无“拙者”，宋诗亦自有其“工者”。倘若盲目排斥宋以后诗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诗歌创作的妙境在于“出新”与“自为一家”，表现出独有的特色，如杜之沉郁，李之飘逸都是“非他人可伪托者”。李重华的《论诗答问三则》曾“质诸归愚子，谓其允协”。这表明李氏对沈德潜※是相当崇敬的。李氏诗论确实受到沈氏之影响，他尚不可能完全于沈氏之外“别树一帜”。李氏在论及诗之格律时，口吻偶或又近似沈氏：“律诗止论平仄，终身不得入门。既讲律调，同一仄声须细分上、去、入；应用上声音不得用去、入，反此亦然。”倘若照此行事，岂能不以律害意?岂能不限制神气之运行?由此可见，李氏诗说中确有格调说的因素，虽并非主导方面，不过也说明了他“运意为先”的美学思想尚不彻底。李氏诗说唯心色彩较浓，这主要体现在他对诗人之“性情”与“神气”源泉的答案上。他说：“诗有性情，有学问。性情须静功涵养，学问须原本六经。”纯属唯心的闭门修养经，完全不提客观生活对性情的制约作用。
此书《苏州府志·艺文志》作《玉洲诗话》。今有丁福保《清诗话》※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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