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陈梓※著。五卷。杂评古今诗人，记己与诸友作诗、评诗之事，也有关于诗学理论之阐发。所论所评所记皆有可资参考者。
诗话中提出“三要”之说，认为：“诗有三要：一性情，二义理，三文词。废其一，非诗也。”这三者包括了诗的内容与艺术两方面，内容上分性情与义理为二，有调和古代“言志”与“缘情”二说争论的倾向。陈梓虽为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的再传弟子，但论诗却不囿于宋以来理学家轻视艺术的观点，不把情与理放在对立的位置，而都把它们列入诗之要，认为缺一不可。他又举例说，杜甫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诗圣”，就在于其诗“情真，理正，词工”，在三方面无一缺憾。
陈梓具有相当高的艺术鉴赏力。他曾多次与宋鲁培、郑亦亭诸友，泛舟盛湖，尊酒论诗。一日一友举“日烧幽径绿烟暖，风定晓枝红雨稀”之句，问诸人此为何代诗?宋谓为晚唐无疑，郑曰宋人亦能之，各执己见，陈梓独断为元人所作，因为晚唐人尚有含蓄，宋人则带硬气，惟元人纤巧而薄，近于诗余，气味迥不同。陈梓于历代诗，推崇唐人，但于宋、元并不排斥，也赞赏其佳作。他说：“唐自成一代之诗，宋亦自成一代之诗；唐诗自有优劣，宋诗亦自有优劣，本不必较量高下。但平心而论，唐诗出于史，而含蓄不尽处深合于经；宋诗出于经，而尚议论，不留余地，徒类于诗体而已。”认为唐、宋两代各有成就，但总体看，唐诗高于宋诗，就在于唐诗多含蓄蕴藉，而宋诗则动立议论，“据理直说，不假文饰，此之谓有韵之论，非诗也”。陈梓并不反对在诗中言理，但必须有艺术性，有情韵，因为诗这种艺术形式本身要求它必须“音调铿锵，使人可歌可泣，乃为极则”。后来人学唐诗，并不能达到唐人的高度，如宋代“四灵”，明代“七子”，以学唐著名，但其流弊甚大，陈梓认为这是“不善学唐之弊”，与唐诗无关。清初吕留良、吴之振等人为纠正明人过贬宋诗、所作多为伪唐诗，因而极推宋诗。陈梓认为他们“主张太过”，“不觉其矫枉过正”。但对宋、元诗的成就，其中著名的诗人、优秀的作品，陈梓也屡屡加以赞赏。元人《马嵬》绝句：“垂柳阴阴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籍残红衬马蹄。”陈梓友人赞此诗为古今咏杨贵妃诗之第一，他也赞同此说，认为此诗“纯用比体，愈疏愈合”，与晚唐人所作，难分上下。
《定泉诗话》中评论历代诗人，尤重其人品大节。认为元人题赵孟頫画诗，“都不寓规讽，便失旨”。因为孟頫本为宋代宗室之后，宋亡后，却在元朝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陈梓认为他大节有亏，诗人不对他进行规讽，便是“失旨”。而称赞陈高《题子昂折竹枝》：“亡国之感，失身之罪，尽在言外，却不露痕迹，是第一高手”。对明未之后投降清廷的贰臣，陈梓也一再加以嘲讥。朱彝尊《鸳湖棹歌》描写嘉兴一地风光，流传甚广。陈梓认为其中有“对偶极工致，着色极雅丽者”。但朱彝尊生在明代，其祖辈曾任高官，而这“百首中故国山河之感缺焉弗纪”，原因就是他后来改变了保持民族气节的初衷，因此“出处失足，转喉忌讳，虽号风人，何足传千古哉?”陈梓对清初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臣服于清廷的遗民诗人，屡有赞赏。诗话中最推崇屈大均，认为明季甲申以后诗人，“惟此君为冠”，王士禛“世虽盛称之，终不逮屈也”。王士禛※官高位尊，倡神韵说※，追随者遍天下，但陈梓认为他比不上大均。诗话中举大均各体诗佳句数十百联，并说其“气魄大，琢炼熟，几兼李杜而有之”，可见其推崇之情了。
《定泉诗话》有嘉庆间刊本，无序目，无刻书年月，后又收入民国间林集虚所辑《藜照庐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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