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长白※著。三十卷。每卷数十条，每条各有标题。有罗坤、陶及申、俞樾序。俞序称此书“不独见国初先辈论诗之精。抑可见其读书之审”。自三代、汉、唐以至清代康熙间诗人之作，皆有评论，涉及到诗句、诗联、诗之格律、诗之长短、本末、名物、象数等各个方面。康熙四十四年(1705)所作自序称：“甲申(康熙四十三年)春，薄游广德，与王子庶歌下榻柳亭，亭固弘畅可喜，而老干垂条，复婆娑掩映。长夏之交，匡居无事，王子辄以诗学为请，出吾腹笥，命彼手抄。虽不足以观风俗而知得失，动天地而感鬼神，然于五际六神之旨，不无启发云。”所论多就诗中之名物故实加以考订，亦有评及诗坛风气、诗人风格者，而于诗学理论问题，阐发较少。
评论诗歌时，此书注意到各种体裁的发展过程。《拗体》条说：“诗有拗体，所谓律中带古也。初、盛唐时或有之，然自有意到笔随之妙，至昌黎、樊川则先用意而后落笔，欲以矫一时之弊，是亦不得已而趋蜀道也。宋人厌故喜新，觉有非此不足以鸣高者，续凫截鹤，形虽具，弗善也。”律诗是从古诗发展而来，平仄对仗等方面要求更严。拗体就是律诗中有少数句法不合平仄要求者。初、盛唐时，或因为律体尚未完全定型，或作者为表达内容需要，时有拗体，但都比较自然，“意到笔随”，可以很好地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到了韩愈、杜牧时代，律诗已完全成熟，但有些人仅求形式上平仄相对，工稳切合，而影响到内容的表现，韩、杜等“先用意而后落笔”，有时为了内容的需要，顾不及平仄的切合，因而产生拗体，宋长白对这些拗体都持肯定态度。而对宋人单从形式上追求新奇，则表示不满。
此书于前人诗意，多能结合生活事实，深入理解。《卖新丝》条记唐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有人认为“二月蚕尚未生，新丝乌有?”诗话引何燕泉之语谓：“贫民预指丝谷，作借贷之资耳。至丝谷出时，俱是他人之物，故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也”。诗话又引陆贽奏议之语：“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这样，聂夷中诗所反映的唐代农民生活的苦难，就有了史实为依据，也可使读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书评论历代诗，不存门户之见，虽盛称唐诗，对宋诗却不抹煞，《宋人警句》、《七言警句》条中，列举宋人五、七言诗佳联警句各数十百条。于明代诸派，肯定前后七子诸人的诗歌成就，批评其弊端。于公安派、竟陵派诸人，也能实事求是地评价。《天魔戏》条评袁宏道诗，认为是“脱胎于昌黎、昌谷，肖貌于香山、眉山，方言市语，并采兼收。当七子颓波之后，而故以狡狯行之，有曰：‘插身净丑场，流作天魔戏。’又曰：‘莫把古人来比我，同床各梦不相干。’其自为品置，概可见矣。”认为公安派袁宏道等人，为了反对七子派长期以来形成的诗坛风气，不得不“以狡狯行之”。其纠七子之弊功不可没，而其本身之流弊亦自此而出。《病橹酸湖》条评竟陵派，认为：“明末诗文之弊，以险仄居奇，一时名流趋向过当。然其初念，止因白雪楼边蹈袭可厌，思有以矫之耳。至其资格性成，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唐两宋之后，自少此种不得。”后七子领袖之一李攀龙，高居于白雪楼上，追随者蹈袭雷同之弊太甚，竟陵派起而纠之。竟陵派追随者遍天下，又生新弊端。宋长白在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痛诋竟陵派为“亡国妖孽”之后，敢于肯定其功绩，并认为“三唐两宋之后，自少此种不得”，充分肯定其价值，认为在诗歌史上应有一席之地。这种说法是有见地的。
此书初刊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光绪八年(1882)，杨雨耕得其旧板，修补其残缺，重为印行。此书又收入《忏花庵丛书》中。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静庐辑《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又将此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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