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田同之※著。一卷，一百零五条。体例上采取随意漫谈品评的形式，但侧重于理论总结。前者自序，交代自己的写作目的。又有淄川张元序，称赞田同之“家学渊源，薪传有自，而又好学深思，以力充其所至，故其为是说也”，“固将以正说诗者之误也”。诗话贯穿的总指导思想是将儒家传统诗说中重思想内容的“根柢”说和司空图、严羽※、王士禛※重艺术的“兴会”说总绾在一起，形成其既重诗歌内容，又重艺术的诗学主张。
诗话开宗明义道：“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此兴会也。本之《风雅》以导其源，溯之《楚骚》、汉魏乐府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二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此论实系引述王士禛之语。根柢与兴会的关系如何呢?诗话是偏重于后者的：如果有“根柢”，而缺乏“兴会”，则会“局方切理，搜事配景，最是诗家之弊”，而且“革斯弊者，什不得一焉。诗道其难乎!”由此可见，“兴会”重于“根柢”。而这种“兴会”又是诗人的素质：“诗之妙，在一字两字工夫，然一字两字，不唯在学问见解，而一时之心思兴会，亦有到有不到，推敲之间，殊难把捉矣。”因此，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花鸟禽鱼，不遇诗人，则其情形不出，声臭不闻”，不会有奇妙的诗歌世界。有了“根柢”，“兴会”，又有表达的问题：“声情并至之谓诗，而情至者每直道不出，故旁引曲喻，反复流连，而隐隐言外，令人寻味而得。此风人之旨，所以妙极千古。”表达时，不能“直道”，而要通过各种“旁引曲喻”手法，造成蕴藉含蓄，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有令人回味不尽的艺术效果。基于此，他批评了诗歌创作中四类现象：“不微不婉，径情直发，不可为诗”——即直抒情感、缺乏情感寄托的艺术形象；“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注意了艺术形象，但缺乏宛转多姿；“美谓之美，刺谓之刺，拘执绳墨，不可为诗”——即过于拘泥于现实生活，缺乏必要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段；“意尽于此，不通于彼，胶柱则合，触类则滞，不可为诗”——注意了艺术特征，但缺乏蕴藉无穷的含义。明白了这四方面道理，“始可与言诗矣!”从这样的要求出发，诗话批评了明代“七子”、“公安”、“竟陵”之失，也多方面地评述从先秦至后世的诗人诗作。
《西圃诗说》据《清诗话续编》校点者富寿荪称有原刻本。今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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