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乔亿※著。二卷。《又编》一卷。卷七评《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唐、宋历代诗；卷下开始评古体、律诗、绝句诸体裁，次又评咏史、咏物、题画诸题材，接着评明、清诗人，论作诗诸事。《又编》杂评历代诗，以唐人为主。卷中皆论诗、评诗语，无记事之类闲杂文字。前有乾隆十六年(1751)沈德潜序，称其“中有所得，发而为言，自古、逸、《风》、《骚》以暨六代、三唐、宋、元、明代，各有开陈，或述前言而衷以心得，或抽新绪而融以旧闻，于忠爱敦厚之意，丁宁三复”。其评诗、论诗、特别是关于创作诸事，每多深入之语。
乔亿论创作，强调须有为而作，认为“诗必有为而作，焉得多”，诗人并不能以多取胜。汉代人无故不作诗，魏人自《公宴》等篇外，亦不苟作，曹植、阮籍等人诗数量不少，但各有内容、有怀抱，故读者不厌其多；自陆机有拟古诸作，以赡博胜，后代效尤者遂有以多为贵之想，产生了弊端。有为而作，就要表现作者的真性情，乔亿强调“性情”为“诗之体”，但又指出，“所谓性情者，不必义关乎伦常，意深于美刺，但触物起兴，有真趣存焉耳”。同时的沈德潜论诗，也强调诗本性情，关系人伦日用，但他排斥其他内容的诗作，因而被袁枚讥刺为“有褒衣大袑气象”(《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乔亿所论，注意到防止这种偏颇。他认为只要有真意、真趣，写景诗也可以成为佳作，“景物所在，性情即于是焉存”。游览诗，纪行诗，作者于道途跋涉之苦，山水崎崛之区，所感非一，情不能已，以诗记之，自可感人。各种景物，前人诗中多有描绘，有些罗致无遗，但“节序同，景物同，而时有盛衰，境有苦乐，人心故自不同”，“以不同接所同，斯同亦不同，而诗文之用无穷焉”。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古往今来许多描写相同景物的佳作，为何能各极其致，并不雷同的原因所在。只要景中有意，“句中有我在”，即使与古人同题，也能表现出自己的性情面目，而流传后世，感染读者。
乔亿评历代诗人，最推崇李白、杜甫，并且每每以二人互相比较，而于“李杜优劣论”则深不以为然。卷上说：“杜子美原本经史，诗体专是赋，故多切实之语；李太白枕籍《庄》、《骚》，长于比兴，故多惝恍之词。”这是二人的基本区别。他又作了各种比喻，来说明二人之不同。以兵法论，李之诗法为“齐尚父、淮阴侯之兵法也”，杜之诗法为“孙、吴之兵法也”；以同时将略论，“在汉，李则飞将军，杜则程不识；在唐，李则汾阳王，杜则李临淮”；以字论诗，李则“颠、素之草书也”，杜则“鲁公之真书也”；以骨相论，“李诗骨轻”，易飘逸，但无浮薄之弊，“杜诗骨重”，易沉厚，但无秋滞之失。二人风格虽异，而皆到圣处，故难轩轾。《又编》中又有《书元稹论李杜优劣后》，分析二人之异同，而反对优劣之说。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虽然代有其人，但大多数论者都反对轻加评判，择一端而横加抑扬，都把李白、杜甫共推为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乔亿的论述可作为这种观点的代表。
乔亿论诗，于诗之题目甚为重视，有多处论述。他曾说：“人之能诗不能诗，与诗之高不高，不必观诗，但披其卷帙，看是何题，并作何体，则得其梗概矣。”这是因为诗之题目，一般都概括了诗的内容，如果诗题多是应酬、宴饮、颂祝之类，则诗之内容、格调也就可想而知。他又说：“论诗当论题。魏、晋以前，先有诗，后有题，为情造文也；宋、齐以后，先有题，后有诗，为文造情也。诗之真伪并见于此。”这段话未免有些绝对，先有题后有诗，也未必就是为文造情，未必没有佳构。但像试帖诗、应制诗之类，虽然同一题目，作者甚多，而佳篇寥寥，显然与作者多为无所感而硬作，并无感情，并无思致有关，虽平仄谐调，词句焕然，终成应景之什。乔亿还把诗题作为评苏轼之诗为“合作”即符合标准之作，而韦应物之诗则“未尽致”，即未达到题目要求；《桃源行》四篇，只有王维诗为“合作”，韩愈、王安石“大废气力”，刘禹锡亦“澄汰未精”。乔亿还对题之长短、如何制题作了一些论述。
《剑溪说诗》有乾隆间精刊本，又收入《乔剑溪遗集》中。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收入此书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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