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吴骞※撰。四卷，共一百五十五条，或评诗论诗，或称引前人和同时人诗句。前有秦瀛所作的《序》，称吴氏“早弃举业，荒江墟市，专事著述”。又评这四卷诗话说：“无俚辞，无赘言，有伦有要，足为儒者扬抑之资，要非琴歌酒座，仅供才人之谈噱，名士相标榜之比。”作者《自序》则称：“昔人论诗话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为。何则?其间商榷源流，扬抑风雅，如披沙简金，正绩明眼者抉择之。”隐隐有存以自任之意。
吴氏论诗，多援引前人之说。如他引陈枚论诗之语云：“以温厚蕴藉为体，以风雅鼓荡为用。思入深沉，调出俊爽。宏丽诗不落浓俗，幽静诗不落枯淡。雄句宜浑不宜粗，婉句宜细不宜巧。一观意思，二观体裁，三观句调，四观神韵，四者皆得，方为全诗，四者中更以意思神韵为主。”“四观”是衡量诗作高下优劣的尺度。“意思”和“神韵”是诗歌的内容以及诗作应有的“蕴藉”、“幽静”等。“体裁”和“句调”则是诗歌的外在形式。吴氏所引的先内容后形式的评诗之法是可取的。吴骞又引用蒋山佣之语云：“诗避三巧：巧句、巧意、巧对。三者大家所忌也。”并说：“学诗不可但学句法，须以一气浑成为上。若逐句作去者；不足言诗。”这些说法与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所列举的“四失”※之一即“巧而无情，则言中之意尽”有相通之处。宋元以来的诗作往往就入了“三巧”一路，以“巧”作诗，精雕细琢，不见作者情感，非但容易流于油滑而无蕴藉，而且既学了“巧”或专学句法，则诗歌必定缺乏雄浑壮阔的意境和笔力，堕入纤秀无骨一路，以致诗道日下。吴氏并在此书中多次举出前人、同时人之作从正反两方面印证了这两种论诗之说。吴氏所引之说，应该说是极具眼光的。
《拜经楼诗话》有《拜经楼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和《清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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