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大樽※著。一卷，共二十三条，皆论诗、评诗。卷首有陈斌之序，认为“不见道不可以诗，苟为诗而非其道，则更不可以为教。”此语已将宋氏论诗主旨归纳其中了。
宋氏论诗，承继清初钱谦益的“诗有本”说。他认为：“漱六艺之芳润，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本也。若不本之《六经》，虽复‘熟精《文选》理’，有是非颇谬者矣。”批评徒事藻绘是其积极方面，但是宋氏所谓的“诗有本”之“本”，较之钱氏之“本”，内容更加狭窄。钱氏认为“有本焉，诚是也。不诚无物，人之听之若春风之过马耳，其欲动天地，感鬼神，难矣。”诚者，情动于中是也，即情感之真。钱氏的“本”，强调以真诚的、悲愤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性情为主并辅以学问，而宋氏则过分强调了《六经》对创作主体的情感规范，提出“好色而淫，则发乎情者不止乎礼义。不止乎礼义，则无廉耻。无廉耻，安得有气节?……盖声音发于男女者易感，风化流于朝廷者莫大也。”这就等于说诗歌是卫道教化的工具，而淡化了钱氏之说的文学意义。另一方面，“本”还包括“善读书，纵游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养心气”，这也仍然没有离开儒家诗教※的樊篱，可是其诗论主张篡改了钱氏“诗有本”说的某些积极内容，显得迂腐。然而宋氏却又在这部诗论中触及到了前人少有论及的创作灵感这个命题。他首先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寄兴”的结果，“有意为诗，复有意于为他人之诗，修辞不立其诚，未或闻之前训矣。承继了钱氏“诗有本”的一部分内容，随后他描述创作灵感过程说：“不伫兴而就，皆迹也；轨仪可范，思识可该者也。有前此后此不能工，适工于俄顷者，此俄顷亦非敢必觊也，而工者莫知其所以然。大虚无为之风，无终始之期；列子有待之风，登空泛云，一举万里，尚何有迹哉?”应该说，宋氏对灵感的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这种心理过程的描述是准确的。前人论及这个命题时往往片言只语，语焉不详，而宋氏却准确地感受到了灵感之于创作主体的突发性。但他认为这种“灵感”亦“非敢必觊”，则又忽视了创作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对灵感的捕捉对于灵感产生的作用，而步入了“玄”的泥淖。晚清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和陈衍※的《石遗室诗话》※大体推崇宋氏之说，也有不尽赞同之处。
《茗香诗话》有《知不足斋》本、《清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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