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张晋本※著。八卷。系论诗、评诗及有关之声韵训估、僻典考证、掌故资料等杂著。校刊者李桓于卷首《序》云：张晋本“以奔走衣食，常适馆数千里外，山川人物往来周旋，书问酬答，岁无虚月，故所得诗及所见佳篇隽句，甄采夥多，僻典则加考证，谑语则寓规讽，而于乡先辈遗言逸事零缣片楮有关人心风化是非得失者，尤三致意焉。盖推本于‘思无邪’※，以为诗学之源，必归于性情之正。”又谓此著论诗主旨“推随园袁氏”，体例类《随园诗话》，※“征引浩博，品类杂陈。”但此著“没世四五十年始得梓行”，盖“同治癸酉十二年，(1873)，先叔中宪公偶从书肆故纸检得之，颠末毕县，大喜过望，命桓详校付梓。”又说：“吾湘坛于之盛，以乾嘉间为最，孝廉(指张晋本)早工韵音，负其才气，与诸诗老抗席，不肯稍自贬损，诸老亦无敢贬损之者。”张晋本与袁枚※同时而稍晚，故此著颇多引证袁氏之说，亦有袁氏所未曾言及者；采诗亦多同时之师友、乡邦、布衣、方外等不名一家之诗作；于前人诗除杜、苏、黄外，必无涉笔。尤于六经、宋学、汉学，颇多微词。要之，可作《随园诗话》之续观之。
此著谓“袁太史论诗专主性灵，盖原先儒诗本性情及诗以理。性情之指，非徒逞其臆见，翻尽前人窠臼；谓不必分界限、局朝代也”。又说：“《(随园)诗话》中所指列，不为矫激而随，此其所长也。”张晋本论诗亦推崇“性灵说”※，推本“性情”，说：“诗从至性流出，不求工而自工。”“情景相融，是诗家第一妙谛”，“寓情于景，故有生意”。其释“诗言志”，一归“人心不同”，又说“人心不同如面，言为心声，则诗亦如之”。强调诗出于人，人心不同，性情不同，以言之志不同，释“志”重于“性情”。虽诗本性情，人各有“志”，但“必骨格，风韵，气魄三者俱全”，始可传者。倘使“有骨无韵，则泥塑木雕；有韵无骨，则纸糊篾扎；二者备而无气魄以运之，则可小不可大，可近不可久”。因此提出为诗须讲究“揉炼工夫”，“揉之使道，炼之使警，篇外尚有余音”。还认为艺术表现上尚有“死活”、“灵蠢”、“工拙”之别。他认为：“流连光景，抒写性情，不能别灵诗料，所争者，死活不同耳”。又说：愚谓抒怀抱，状物情，大而天地日月，细而草木虫鱼，何一不经人道，所分者灵蠢、工拙耳”。而其所谓之“死活”、“灵蠢”、“工拙”在诗家之有无“至性”、“至理奇情”，“胸中无至理奇情，笔下少灵情活相，只办得按律循声，四平八稳，究如木马泥牛，全无动人处”，岂非“死”、“蠢”、“拙”?可见其重性情，轻声律的诗艺旨趣。又，是著反对摹拟剽窃，主张独创，谓“诗文字画，不能灭古，亦不能泥古，如摹仿太甚，是犹祖孙父子共一幅行乐图，有是事耶!摹仿尚且不可，况剽窃乎?”又说：“然则，天地之气化日新，即夫人之心机日辟，形之于诗，何独不然?有志之士，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少陵所谓‘文章千古’，岂沾沾乞灵于故纸哉!”由此又联系到作诗与读书的关系，张晋本强调“返躬实践”的重要：“余谓少陵所云‘万卷’者，即圣人‘温故知新’、孟子‘深造自得’之旨也。”圣贤垂训，皆本之躬行实践，所谓先行而后从者也。读书者止习其言，而虚思其所行，已落第二义。”必须“因言以考其行，必返躬实践，与之吻合，乃能收诵读之益，否则口耳之学，直梦中吃饭耳。近人之诗，去古远矣。”这里就作诗与读书，性情与学养之关系，揭示了一个崭新的见解。此为同时诗话之作所忽视者。是著又对六经、宋学、汉学、“江西诗派”多有微词。因其所采诸家诗作，又多无集，以诗存人，可为研究诗歌史之重要参考。
《达观堂诗话》有清同治十二年(1873)李桓校刊本。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