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梁章钜※著。二十二卷。其中二十、二十一两卷又标为“学诗一”与“学诗二”，皆论诗说诗语，无逸闻、掌故、选诗等杂项内容。“学诗一”从大处着眼，重在阐明诗歌源流与创作的基本问题。“学诗二”在此基础上具体说明各体诗歌体制、音律等发展特点，举评历代名家优长得失。两部分结合，涉及面从《诗经》以迄当代诗坛，旨在系统指示学诗法门。作为翁方纲※的学生，梁章钜师承翁说处痕迹宛然。但在一些问题上又能变革，有所拓展，显出特色。
梁氏论诗首先严守儒家正统诗学观念，推源《三百篇》，明确标举以孔子“思无邪”※为“宗旨”，以“兴、观、群、怨”※为“门径”，以“温柔敦厚”※为“性情”，指出学诗“但就此三层上用心，源头既通，把握自定，然后再学其词华格调”。而所谓“词华格调”，引杜甫“雅丽理训诰”和韩愈“《诗》正而葩”以为，“《三百篇》之词华格调，尽此二语矣”。故“谓今之学诗者，只须将《毛诗》句句字字尽得其解，再将白文涵咏数过，于诗诣而不能精进者，吾不信也”。大旨既定，则从不同方面展开评说。其中论诗歌与学问的关系颇含新意。翁、梁师生，同为学人，论诗主学问亦同。但梁氏论学问与诗的关系却直接导源于《三百篇》。他先引钟嵘※“吟咏性情，何贵用事”，严羽“别材”※、“别趣”※说后让出一步，曰：“此专为《三百篇》及汉、魏言之则可，若我辈生古人之后，古人既有格有律，其敢曰不学而能乎?”接着便递进一层，借程恩泽语，举《三百篇》源于学问之句，如“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用《禹贡》也”，“燎之方扬，宁或灭之”是“用《盘庚》也”，等等。于是置论曰：“夫商、周所有之书，其见于今者亦仅矣，而其可得而言者如此，则令其书具存，将《三百篇》无一字无来历，可知也!”这确实提出了《诗经》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诗经》并非“无一字无来历”，但其与当时或存或淹的著作的关系研究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而考虑到《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源头所形成的传统，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不仅如此，翁方纲主学问，将学问融于“肌理”，又以为“格调”即“神韵”，“神韵”即“肌理”，因而“格调”亦即“肌理”，经过一连串繁琐牵合，融“神韵”“格调”于“肌理”，而于“性灵”无所置词。梁章钜则欲补乃师之缺，将学问与“性灵”二而一之，改造了“性灵说”※。他认为：“盖钟、谭所言，专以性灵说诗，未为过也。乃言性灵，而必以不用事，不关学为说，则非矣。”借谢灵运“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是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评论说：“彼诗之感人，至于如是，亦可谓有性灵语矣，而皆出于用事，本于学古。然则以学古用事为诗，则性灵自具；以不关学，不用事为诗，虽有性灵，盖亦罕矣。”尽管这里未直接论到袁枚，却无疑是对袁枚※“性灵论”而发的；尽管袁枚的“性灵说”未尝不要学问，这里则格外强调了“以学古用事为诗，则性灵自具。”梁氏所处的嘉、道之际正是诗坛上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宋诗派形成、掩袭开来之时，故其论明显地反映了这一倾向，并以其独特的论说和观点显出特色。梁章钜虽然像翁方纲一样推崇宋诗，但颇赞同王若虚※指斥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为“特剽窃之黠耳”之论；又论“讲学与论诗自是两事，学者不必为所惑也”。这说明，他论诗主学，并不是要在诗里讲学问，而是要求诗人将学问作为根柢和修养，激发诗思，融入诗篇。这就又同翁方纲“误把抄书当作诗”划清了界线。梁氏论诗虽不乏深思有得处，但他拘执于传统诗教，忽视现实生活的两重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退庵随笔》有二思堂丛书、清代笔记丛刊、笔记小说大观多种刊本。今有郭绍虞《清诗话续编》节选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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