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潘德舆※著。十卷，凡三百二十五则。所附《李杜诗话》三卷，凡五十则。以阐发诗论为纲，纵论古今诗人，针砭当前诗坛，皆论诗、评诗语。卷首钟昌《序》云：是书“言诗，则知本教而戒巧言”，“于天下之风俗，非无益也”。徐宝善《序》云：“今潘子之书，以《三百篇》为根本，以孔门之言诗为准则，扬抑列代至胜国而止，近世门户声气之习，鉏而去之，可谓公矣。”又称“今潘子之书，必求合于温柔敦厚、兴观群怨之旨，是古今运会之所系，人人之心所迫欲言者。”二序均指明潘氏所著《诗话》的旨趣。
《养一斋诗话》大旨一本儒家“诗教”，其开宗明义曰：“‘诗言志’，‘思无邪，诗之能事毕矣。”将有关诗歌一切所能之事均以“言志”、“无邪”之则为准，主张以儒家的“言志”、“无邪”的诗教之旨为衡量品评诗歌的唯一标准。为此，强调为诗者首先必须自觉提高自我修养水准，所谓“言志者必自得，无邪者不为人。”为己自得，是按儒家圣训要求自觉去获得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和诗艺等修养，所作之诗，即可“益于身心”、“裨于政教”。是著又主张为诗必以《三百篇》为根本：“《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有关系寄托，一也；直抒己见，二也；纯任天机，三也；言有尽则意无穷，四也。不学《三百篇》，则虽赫然成家，要之纤琐摹拟，饾饤浅尽而已。”总之，其论强调“学诗当先求六义”。
诗何以为纲?他认为《六经》之旨概之。故称宋大樽《茗香诗论》“漱六艺之芳泽，非本也；约《六经》之旨，乃为本”之论为“精澈不刊”。甚至说，“经术不通，不可以作诗，……经术不通，亦不可以读诗也。”此外，他提倡“诗境全贵质实’※，反对“争尚绮靡”、“争尚工丽”的诗风；又强调“意格”与“胸襟”他也强调“诗本性情”，但他认为“嘲风雪，弄花草”、“叹老嗟穷，志向龌龊”，“此岂性情也哉?吾所谓性情者，于《三百篇》取一言，曰‘惠意且直’而已。”他对古今诗人拟古之习有所不满，认为明代李空同、何大复“似古则如古人复出，故必令人喜，令人敬；似古则与古人相复，亦必令人疑，令人厌。吾惜二子以盖代之姿禀，而蹈此愚惘之窠臼。盖生于诗教不振之时，但能拣取最高之境而追摹之，即可以沽大名而有余”。此亦即是“为人而不自得”。但他又似乎不绝对否定拟古之作，只要“自尽所怀”、“自抒怀抱”，能“神似”而不仅“肖他人之笑貌”。是书既讲求意格、胸襟、性情，提倡“质实”，乃是刺当时诗坛弊端之所针砭，有其现实意义。
所附《养一斋李杜诗话》，原系作者所辑《作诗本经》一书时，“专取李(白)、杜(甫)集，择而录之，并为《总论》二卷附焉。”后因于“李、杜所作”，未“所宜定去取也，故此书不敢示人。其《总论》则偶出管见，不忍割弃，缀诸拙著诗话后”，即为今之《李杜诗话》。其论李、杜，各则盖取唐、宋以来各家论李、杜之言，尤以朱熹论李、杜之说为本，加以阐发，或加辨正，肯定“子美为‘诗圣’，而太白则谓之‘诗仙’”之称，认为“万口熟诵，牢不可破”。可看作历代于李、杜的集评，亦诗话中之一体。
《养一斋诗话》虽本儒家“诗教”论诗，不重宗派，专刺明、清以来，尤其是乾、嘉后诗坛的颓风陋习，不无可取之处；惟不认文学之进化，有其发展与演变，拘守孔、孟之言，以《诗经》为本，《六经》为范围，囿于六义，显示其诗论主张的保守性和复古倾向。
《养一斋诗话》(附《李杜诗话》)有道光丙申(十六年，即1836)刊巾箱本、民国年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及《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本等多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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