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庵诗话

近代何曰愈※著。十二卷。为阐述诗歌理论和品评诗人诗作的专著，其子何璟在跋语中称该书为著者一生“纂辑不辍”的成果，“大率持论醇实，决择审慎，体例准诸前贤，而力决矫其失。”此著旨在改变宋人诗话“多穿凿之词”，明人诗话“多虚之论”，改变本朝有些诗话“采取繁滥，毁誉失当”，为后人留下诗话一体之范本。其主要内容皆与端正学诗方向，绳定诗歌标准相关，并据此对历代诗人诗作发表著者的独特见解。

《退庵诗话》以传统的儒家思想来论定诗歌的基本倾向，承袭“诗言志”的诗学观念，认为诗歌的本质特点是兼备情理。此著开宗明义就称“诗发乎性情，而不尽主乎性情”，还须以理“运之”。诗歌的“四趣”，首先是“理趣”，其次是“情趣”。所谓“理”，就在诗歌能表达诗人“忠君爱国”之心，能做到“言关风化”，作诗“穷理”，正是诗家之“德”。所谓“情”，包含着诗人的胸襟识见，著者提出了“议论即情”的观点，“人之性情不同，故诗品亦各殊。”这样，诗品之优劣就受制于性情之高下。《退庵诗话》论诗歌风格明显推崇深厚雄健一路，但也不排斥清新灵妙、风流妍丽之作，肯定风格多样化为诗歌的美学特征。唐诗在书中倍受赞誉，李、杜、张九龄、刘长卿被推为楷模，很大程度取决于“多雄浑沈著之句”。而著者之高明，是他意识到“诗之道奥妙无穷，诗之体变幻莫测”，《退庵诗话》对拔戟于唐人之外者如欧阳修、苏轼、邵雍、余靖等人也不乏溢美之词。何氏本人“不喜艳体”，不好“播弄性灵”，但对本朝袁枚※、张问陶亦取相容的态度。《退庵诗话》在围绕诗歌的品格高下和风格多样作大量阐述的同时，试图为诗歌创作指明路径，一曰“入门须正”，要像严羽※所论“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一曰“腹有诗书”，不学者难窥诗之蕴奥，“细观《三百篇》，多从格物致知来”，惟有“苦学”，方有所得；一曰“不拘死法，要“决去蕃篱，别寻妙悟”，千古名作往往能“独辟生面，发前人所未发”。凡遵循上述创作原则者，均得到著者的高度评价。至于具体作法，《退庵诗话》拈出“六要”、“六法”、“八病”、“四否”之说，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作诗之要诀。

《退庵诗话》成书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与其它旧派诗话一样，此著的正统性和守旧性是明显的，而且表现出较强的挽回世运、匡正时弊的功利愿望。著者认为乾嘉末流仍影响诗坛，企图再振唐音，矫正纤巧绮靡诗风，其复古倾向自不难看出。但不同于明七子、沈德潜※的是，此著努力探求变古之路，取兼容各派的诗学立场，以免重蹈泥古不化的旧辙。此外，著者“中年宦蜀最久，故得自蜀中者为多；晚年就养皖鄂，旋复返粤，故述粤中诗派为详。”(何璟跋语)这无疑道出了《退庵诗话》的地方特色。

《退庵诗话》有光绪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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