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鹰楼诗话

近代林昌彝※著。二十四卷。卷首有林伊初《序》、沈葆桢《例言》、自撰《参阅姓氏爵里》及《家文忠公少穆宫傅书》。大量篇幅是论诗评诗，主在伸抗英之志，兼及以诗匡正风俗、考订文史、叙师友渊源。文中自称，“余所为诗话，意专主于‘射鹰’(即“射英”，“鹰”为“英”的谐音)，及有关风化者次录焉；其备古今，纪盛德，及辨句法，正讹误，又次焉；体段与彦周(即许)同，而大旨又与彦周异。”(卷二十二)林伊初《序》云，其“《诗话》之例，大旨有四：一则志在射鹰，故前数卷记海口事”；“次则借诗以正风俗，意在维持风化”；“又次则主于论诗，一归正始，惧《骚》、《雅》之不作，恐风月之消沉”；“又次则专重师友渊源”，“此孝廉(指昌彝)所著《诗话》之大略也。”又云对是书“不得仅以世之诗话目之”，因其大旨在伸抗英爱国之志。

是书名谓“射鹰楼”，其意即“射英楼”。是书所作本旨在“射鹰”，故前二卷载录大量有关鸦片输入及禁烟的资料，而全书又收录了许多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人民奋起抗英的爱国诗篇。所以昌彝论诗强调有为而作，“作诗须有命意，而后霁性情风格”(卷十四)。故极推崇魏源“所为诗文，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又谓“儒者虽穷而在下，不可无先忧后乐之意”。因而提出“作诗贵有身份，贵有抱负，方为大家”。此亦昌彝所处时代所使然。其诗论诗评又力主诗歌创作中学问与性情并重之说，主张学人与诗人相结合。他强调诗歌创作中学问与性情并重之说，主张学人与诗人相结合。他强调诗歌创作中学养的地位。书中多次申述“严沦浪‘诗有别才，非关学’之说不足信”(卷二十一)，而强调学问于诗作之重要。故其推崇“能兼经学词章者”，如学问家兼擅吟咏者如顾亭林、朱竹垞等人的诗，他又强调作诗不废性情，认为“诗出性真”(卷三)，须“字字从心坎中说出”(卷十一)，“作诗贵情挚，情挚则可以感人”(卷十八)。可见他也强调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昌彝论诗既重学问又主性情，则要求所作之诗，“格韵深稳，和平感人，无钝汉钞胥之习，无诗袭之痕，宛合风人宗旨。”(卷二十二)所以他又极力反对袭取、模仿、雕琢之习，要求“妙在下笔时，都有作诗之人在，至性充周，潜心内转，又能善状奇境，森然动魄”(卷六)。进而要求“诗出天籁”。诗出“天籁”，有自然本色，则须多读书，有学问，有真性情，而后成。要之，强调“作诗名贵有天才、天趣，二者皆非人力所及”(卷二十一)使“诗无模仿之痕，而自然入古；无雕镌之迹，而自然有味。“(卷二十二)这样，既“深得三百篇之旨”，又“不失风人之趣”。 (卷十五)

昌彝诗传主张学问性情并重说，一鉴于乾、嘉以降，经学昌盛，学问家鄙薄诗文，故上承其师何绍基，并上溯惠栋之论，而何绍基既是诗人，亦系学者，惠栋则为乾嘉学派中经学大师。何、惠均持学问性情并重说。昌彝承之，反映了他的调和诗人与学人之相互关系，以振诗风的愿望。所以他对被学问家攻击的袁枚所标榜之“性灵”失之空疏滑易，也不满；而对翁方纲的专以学问为诗而欠性情之所为，也非难。二是鉴于明、清以降之诗坛，宗唐、宗宋形成派别。历来认为唐诗主性情，而宋诗重学问。昌彝则从学问性情并重说出发，对此争论采取持平兼取的态度。他认为，宋诗虽不若唐诗的感情沉挚，富有情韵，但宋诗能融学问理致于诗歌，别具一格，故他也极称颂“诗有理趣※而无理障者”(卷十六)的诗或“似有意理”(卷十七)之诗。这样，表明他既能继承自明、清以来重唐调一派的传统，又重视嘉、道年间崛起的宋诗派的主张，并对清未“同光体”※诗人之不废唐调而崇尚宋诗、标举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相结合的诗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但他论诗又强调“不悖于圣人之诗教”(卷五)，极赞“怨而不怒，得诗人温柔敦厚之旨”(卷一)，未免于其所处时代之社会变革风云不相应。此著述及诗人甚众，仅清代诗人即有四百名左右，尤多同时代的师友亲知，计收录诗作二千余首，可为研究清诗、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文献。

《射鹰楼诗话》有咸丰元年(1851)家刻本。今有王镇远、林虞生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