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林昌彝※著。各为八卷。皆论诗、评诗语，间涉记事、掌故和考订文字，体例继其所著之《射鹰楼诗话》※。两书著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告结束的同治年间，但仍保持了《射鹰楼诗话》中那种“射鹰”的思想和志向，亦收录记载了反映两次鸦片战争的诗作与资料。
此著的诗论诗评主张一如其《射鹰楼诗话》所论，而有所展开。如《射鹰楼诗话》体现的诗论核心乃是学问性情并重说，此著坚持此说，谓“诗笔各随所赋之禀，而学问不求渊博，赋禀虽高，不能炼成洪炉元气”(卷八)。“诗本天籁”，欲此，必多读书，增学问而后能。强调学植对作诗的重要，提出融学问理致于诗歌。同时他又强调性情，“诗本性情，盖以感发人之意志”(《续录》卷二)。据此论出发，提出“用才”与“穷本”之关系，来区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昌彝强调作诗须善于用才，随诗境而变，不为才累；又当立定根本，自觉而变，万变不离其宗，即是善用其才。欲理解昌彝此论，必欲联系其提出的诗之三要素之论：“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卷一)其视体格、情意、妙趣三者为诗之三要素，或为其所重的作诗的根本：“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同上)自持此本，接境用才，而能万变不离其宗：“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浓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同上)既以学问性情并重，具备为诗之道，自看重作诗者这一主体的重要：“作诗者须有我在，便有身份，则诗品愈高。”(卷七)因而他反对“摹拟形似，为优孟衣冠”(卷三)，也反对“标榜满纸”的“赠友”“酬应之作”，以及“诗务悦人”，“斗靡聘妍，渺无真气”之诗。认为这些诗均不讲究身份，无真情、真气、真趣，因而诗品不高。他认为诗有“三境”，“先取清通，次宜警炼，终尚自然也”(卷一)。“尚自然”，即不假人为雕琢，亦即出于天籁。他分诗有天籁、地籁、人籁※三等。天籁之诗，发乎真情，自有天趣，出自本色，绝无依傍。所以，又认为“学诗亦有三境者，先求敏捷，次必艰苦，终归大适也”(卷一)。学诗讲求“炼”，但不专一为“炼字”，“夫炼意、炼气、炼格、炼词，皆炼也。”(卷一)他的“尚自然”的审美观与其诗歌应重比兴，讲究含蓄蕴藉之美的主张相一致。他说“少陵诗妙在比兴多而赋少”，“作诗者须知博依之义”，“博依者，知比兴也。深于比兴，便知博依，盖隐语也。”据此知其对诗美的主张。《海天琴思录·续录》一本《射鹰楼诗话》之旨，且有所发展与深化。但仍拘守“圣人诗教”之说，谓“诗出六经，言必成节”。又在书中对太平天国和捻军言有污蔑之辞，显出思想的局限。
《海天琴思录》与《海天琴思续录》分别于同治二年(1864)和同治八年(1869)在广州刊版。今有王镇远、林虞生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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