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厉志※著。二卷。皆论诗评诗之语，无其他闲杂文字。此著主要围绕学古和如何学古而展开，提倡“善学”古人。在就这一核心漫评古人时，针对现实创作中一些具体的不良倾向，提出自己深思有得的见解。
厉志认为，学古是问诗的重要途径，但要善学：“自古文人，何一不有师承，要在善学而已。”他举李白、杜甫为“善学”的典范：李、杜之诗并“不是自己生造出来，不过古人善于学古，无甚痕迹，细心求之，其针线分明在也。”尤推杜甫“意味气韵，古人各专长，少陵实能兼之。”善学基本精神是“须以我之性情学问，暗暗与古人较计，所争在神与气，袭貌者不足道也。”主张遗貌得神，力避形迹模仿。所谓“神与气”，他的另一重表述是“力”：“学古诗最要有力，有力则坚，坚则光焰逼人，读之只觉其笔下自有古气，不觉其是学古得来，此方是妙手。”所谓“善学”，是要“成自己家货”。在取法对象上，一是转益多师，即“若蜂取众花之蕊，酿而成蜜”之喻也；二是学古人所学。他认为“李、杜就古人学”，“因而成为李、杜”，那么“学李、杜，亦学其所学”。在方法上，一是涵咏融汇，举杜甫为例曰：“少陵之于汉、魏，少陵犹土也，汉、魏犹粪壅地，粪壅入于土中，久之亦变为土，则土之所以厚，土之所以大也”；二是要由作品到人，领会透彻：学古人须要学者著古人情意极尽处，我的心思知虑，一直要追到古人极尽处，此方是学者。”针对诗坛所存在的粗露浅率之病，厉志在创作上提出了“直而能曲，浅而能深”※的命题，论述了“直”与“曲”、“浅”与“深”的辩证关系，以为“作诗之异于说话者，以其有所酝酿而出，非若说话之可以直情往径也。”对“有大可发挥，绝可议论”者，不能“情之所至，笔即随之，如平地注水，任势奔放，毫无收束，”作“了然语”，而应当“偏出以浅谈之笔，简净之句”，斯则为“直而能曲”。但“平淡之语，简净之句”，当中，须包含有深致意蕴，使“后之人虽什佰千万而莫能过者”，要“能在闲句上、淡句上见力量，能于无字外，无象外摹神味”，达到“抒写之间，自然如春云出岫，望之蓬蓬勃勃，而其嘘吐又极自在”的境地，是为“浅而能深”。两者相辅相成。厉志还针对忽视思想感情，徒饰文字技巧的现象指出：“作诗务在足意※，意不足，诗可不作。”“意’即全诗的主旨，指诗人表现在诗歌中的思想感情等。“足意”是要求思想感情和表达要充分彻底。“足意”首在意“真”，其次要意“深”，意“厚”。不真、不深、不厚不能谓之“足”。由此不满“张、王乐府，出语稚嫩，意少真诚”；批评“时流之笔杖”“读之总不能动人心目”，盖“由其少真意也”。而推引杜甫诗，以为“觉其情意之厚，随所遇而无不足”。“务在足意”，实质上是要求诗人在创作中把真切深沉的思想感情放在首位。反过来说，批评作品的高下优劣，也首先看其思想感情是否表达得充分彻底，真挚动人。他还把“意”与“情”，“意”与“气”联系论述，更广泛地强调了“意”的重要。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就如何学古提出了较为系统而有见地的意见，这对创作中认识继承与创新之关这一重要课题有一定的启示和贡献。但其中显然忽视了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仍未脱在古人圈子里讨生活的传统牢笼。
《白华山人诗说》有《白华山人集》光绪九年(1883)刊本。今有郭绍虞《清诗话续编》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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