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李慈铭※著。三卷。这部诗话不是慈铭专门撰写的。而是由他的学生蒋瑞藻辑汇其日记中的有关论诗文字而成的。因此，这部诗话在文字上不可能精纯，在内容上更不可能系统。但是慈铭的诗学主张，毕竟通过这部诗话而得到体现。
李氏论诗尊唐音，故对学唐音之明诗评价甚高，而对宋诗特别是南宋诗则抱贬斥态度。以至有“明诗实过于宋”的偏颇之论。具体而言，他标举高启、杨基、陈子龙、程嘉燧以及公安三袁等明初、中、晚一大批诗人，并不满于朱彝尊对明七子、竟陵派“贬斥过甚”。于南宋诗则讥刺范成大诗槎枒拗涩、杨万里诗粗硬油滑。李氏肯定明诗有其自身价值是可取的，但于南宋诗人持论过苛。对清诗人只标举神韵派王上禛※，称其“七绝直掩唐人”，而贬斥格调派沈德潜※与性灵派袁枚※诗为“下劣诗魔”，则有失公允与宽宏。但在理论上李氏于“学诗之道”，又主张“陶冶古人，自成面目。”为此，既反对“规规模拟”，“剿袭剽窃”，亦反对分门立户、“尊六朝而薄三唐”，批汉魏以诋李、杜”，其用意在于批评王闿运※汉魏六朝派之复古，是有意义的。只是其自己过贬南宋诗，又斥性灵派等，则与此观点相悖，实际上仍有门户之见。慈铭把诗的写作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名家的，一种是儒者长者的，还有一种是如苏东坡、黄山谷这样的大家的。慈铭认为，专门名家的写作，“意在竞名，技希说(通“悦”)世”，所以“天机多昧，静趣莫宣”；儒者长者的写作，“皆未尝刻意求工，故于文之义法，诗之标格，俱有未逮，而行徐曲畅，栖托清和，自是儒者之舍，非专门名家比也。”但最理想的自然是大家的写作。一方面可以避免专门名家的写作毛病，一方面它又可以保留儒者长者的写作优点。慈铭认为成为诗歌写作大家的条件，第一必须“本之以经籍”，第二必须“密之以法律”，第三必须“不名一家，不专一代”。“本之以经籍”，指通过阅读研究经籍来提高自己的学识与修养”：“密之以法律”，指严格遵守诗歌的各种格律要求；至于“不名一家，不专一代”，就是博采众长。但慈铭似乎更加看重学问的作用，在诗话中，他多次说，某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大家，就是“读书尚少”，或者“根底太浅”。由于这个缘故，慈铭评诗就特别反对浅俗：他不满意陆放翁的七律，不喜欢潘阆的诗，都是因为此。他讨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还是因为此。因为同样的缘故，慈铭认为，“词章不可无考据”，“词章之学，谈何容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以考据为诗，而是指一个作诗的人应该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越缦堂诗话》把诗的写作分成为前所说的三种类型，并对每一种类型，特别是专门名家的与儒者长者的，作了适当的论述，这对当时或以后的诗歌创作，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越缦堂诗话》今有商务印书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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